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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新冠診斷標準的女醫生:疫情結束了,我的家散了

http://dailynews.sina.com   2020年09月20日 19:15   鳳凰網

2020年2月3日,作爲一線抗疫的醫生,武漢中南醫院醫生張笑春發朋友圈建議將CT影像作爲新冠確診的依據。2月5日,國家衛健委公佈的第五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要求湖北省內增加“臨牀診斷病例”分類,即根據臨牀症狀和CT影像,把具有肺炎影像特徵的疑似病例判定爲“臨牀診斷病例”,並予以單間隔離治療。圖爲8月下旬張笑春向《知識分子》展示自制的紗布口罩。圖片:王一葦/知識分子

編者按

新冠疫情最猛烈的時候,大量肺部CT顯示出嚴重病變的患者因核酸檢測陰性無法確診。2月初,武漢醫生張笑春大聲疾呼將CT影像作爲新冠確診的依據,幫助很多無法確診的新冠患者得到救治。她說,這只是一個平凡人的人性。

撰文|王一葦 湯佩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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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室的門把手上掛着各式各樣的口罩,紗布的,N95的,有的已經破損了,大多還乾乾淨淨。

“疫情的時候我就熱水洗了消毒再用”,張笑春拿起其中一個自制的紗布口罩,談起了新冠疫情初期物資相對缺乏的情形。她說話輕柔,簡潔,條理清晰,和我腦子裏那個在朋友圈裏大聲疾呼將CT影像作爲新冠確診證據的熱血醫生形象實在有出入。

1月武漢暴發新冠疫情時,大量疑似病患因種種原因導致核酸檢測呈陰性或沒有機會做核酸檢測而無法確診。根據1月27日公佈的第四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確診病例需核酸陽性或病毒基因測序顯示與新冠同源,僅有流行病學史和臨牀表現的只能判定爲 “疑似病例”。

醫院發熱門診人滿爲患。肺部CT已經顯示出嚴重病變的許多患者,無法通過核酸檢測確診入院,只能回家自我隔離,有些人甚至倒在醫院門口。

在武漢中南醫院擔任影像科副主任的張笑春接到不少這樣的求助,作爲醫生她無能爲力,“很刺痛我。”

那段時間,張笑春夜以繼日地看片子。對照核酸檢測結果,她發現許多病人CT圖像白花花、肺部炎症表現的首發部位和發展趨勢有相似或相同表現,但他們的核酸檢測均爲陰性。

一個想法漸漸在她腦中形成:以CT影像作爲新冠肺炎診斷的主要依據。她清楚,這個提議可以讓大批無法確診的 “疑似病例” 得到救治。

只是,該怎麼做,才能 “讓國家得到這個信息”?

2月3日早10點左右,經歷一夜輾轉反側,張笑春編輯了一條長長的朋友圈,按下了發送鍵。這條存留僅10分鐘的朋友圈轉發量瘋漲,效果不啻地震,僅僅一天後,第五版診療方案增加了“臨牀診斷病例”。2月12日,臨牀診斷病例納入湖北省報告數據。

張笑春在2月3日發的這條朋友圈得到瘋轉。在疫情初期,因爲種種原因,很多肺部已經呈現嚴重感染的患者核酸檢測爲陰性而無法入院救治。張笑春將CT影像作爲確診新冠肺炎依據的建議,對於當時武漢救治患者、儘快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有重要價值。實際上,核酸檢測陽性或病毒基因序列與新冠病毒高度同源是確認新冠病毒感染的金標準,但其檢出率與患者病情輕重程度,病程發展階段,樣本取材和實驗室檢測條件等多種因素有關。

人們認識張笑春,是因爲這條朋友圈。但少有人知道,此後她在呼籲、解決更多的防疫問題的同時,也經受着來自家庭和自身的心理壓力。自兩年前來到武漢工作,張笑春和丈夫兩地分居,父母在武漢幫她帶女兒。一家人原本計劃回內蒙古團聚過年,張笑春卻在得知疫情後勸父母退了票。兩位老人感染新冠,父親甚至一度病危,儘管最終康復,卻留下了後遺症和嚴重的心理陰影。

“疫情結束了,我的家庭散了”,8月的一個週五下午,張笑春坐在擺滿鮮花和女兒照片的辦公桌前,緩緩地講出自己的故事。疫情後她患上輕度抑鬱症,心理治療對作爲醫生的她幾乎不起作用,如今主要靠看女兒的照片等自我療愈。

以下是《知識分子》與張笑春的訪談,她說,這樣的故事不止是她一個人的經歷,也發生在千萬個醫務人員身上。

1

發出預警之前

知識分子: 你最早接 觸新冠患者的影像是什麼時候?

張笑春: 第一次是 (2019年) 12月27、28日左右,那時候還不知道是新冠。那天下班後七八點鐘的樣子,我們科室有一位老師叫住我,說張教授你得來看一看這個像什麼。我過去看,第一印象這就是非典。

我說,非典重來了嗎?他們說,您爲什麼說非典?我說因爲我在非典一線,我知道。當時我還是調侃的,因爲非典已經多年不存在了。說完了也沒太在意,因爲影像上存在着異病同影,同樣的影像可以發生在好多疾病上。新冠肺炎是那種表現,支原體肺炎、社區性肺炎、一些普通病毒性肺炎和禽流感也可能是那種表現,而且不同時期都是變化的。鑑別病原體不是我們 (影像科) 的強項,得請臨牀結合實驗室檢查,也就是核酸檢測去鑑別。

知識分子: 2月3號的時候你發了朋友圈,呼籲引入CT影像作爲確診新冠肺炎的證據,從你第一次看到新冠患者影像照到發出呼籲之前,你經歷了什麼?

張笑春: 從官方聽說有這樣一個不明原因的肺炎存在是 (2019年) 12月31日。當天我本來要休年假,準備帶着父母和孩子回內蒙古老家過春節。上午9點左右,我接到醫院醫務處的電話,說發生大事情了,所有副高以上的人員停止休假,我就趕快回來了。

回來就開了一個會,說是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生了不明原因肺炎。在會議上,醫院要求主管醫療的各科主任或副主任趕快做防護物資的籌備。當時醫院 N95口罩只有50只,像我們這樣的科室連外科口罩都沒有,消殺物品更沒有。

我做了方方面面的準備,要求護士長去領物資、籌備物資,要求我們技師長領各種消殺物品,配合做消殺工作。沒有口罩怎麼辦?因爲我在非典一線的時候就做過12層紗布口罩,很有經驗。我就要求護士長領紗布,我們做12層。

12月31日晚上11:50多,我們科室發了一個公衆號文章,做了一系列的 (科普) ,我就轉發到了朋友圈,但一上網就看到就衛健委的一個通知,說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對外宣佈信息,我馬上就刪了朋友圈,即便刪掉了,還是被有些自媒體轉發了,但範圍不廣,醫院也沒有因此懲罰我們。

到了1月14號左右,事情嚴重了,科室要求我們必須經常來,我就索性住科室的沙發牀,覺得必須全身心投入了。 我組織了幾個學生把疑似病例的影像報告全部調出來,統計它有什麼樣的特徵。1月20日的時候事態就更嚴重了,要求所有的學生必須離開武漢,我這就沒人了,我就親自接下來這個事情,白天晚上地研究。

1月23日左右,春節前,我接到科室任務,總結新冠肺炎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影像檢測特點,寫一個指南。 這期間我就跟科室主任說,這批病人我認爲是 (感染病毒) ,但是得不到核酸檢測的信息,沒有金標準,無法證實。咱們要做這個指南,如果沒有鐵證,就是不嚴謹的。他也明白,就從醫院取來了將近100例核酸確診信息。

拿來以後,我就拿核酸確診的病例和對應的影像做對比。一匹配,發現好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表現,核酸都是陰性的,還有很多 (病) 很重了沒有做 (核酸) 的。那時我也有好多朋友,甚至是我們醫院醫生、朋友的家屬,他們檢測出來CT上是這樣,但沒有做核酸,住不了院——那時候試劑盒有限,敏感性也低,要排隊等候很長時間。好多人給我打電話住不了院,有的人沒等到住院和治療就走了,這個也很刺痛我。

我父母1月31日也查出了CT,我媽媽核酸檢測是陰性。

2月2日,我代父母去一個隔離點排隊,重新掛號檢查、拍片子。排隊過程中,後邊一個患者家屬提的CT片不小心掉落在地下,我用餘光一掃,看他那個片子上白花花的,就跟他講,這樣的情況你不用排隊了,不用再看門診了,可以住院了,已經很重了。

他說你是誰?關你什麼事?住不了院了。我不能說我是醫生,我就說,我家屬也是這樣的,我能不能看看?

他一聽他說好吧,你看看。我一看比較重,我說爲什麼住不了院呢?他說我們核酸檢測是陰性,我就意識到事態還是蠻嚴重的。再看看患者本人,一臉茫然的求死狀態,真的很刺痛。

1月28日,武漢一家三甲醫院的輸液室。圖片:王嘉興/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開車從那個地方回來,路上我心都在痛。那時候武漢已經封城了,路上沒人,我自己開車都差點撞到馬路邊。欲哭無淚,沒力量,眼淚就在眼睛裏面,飽飽的樣子,落不下來。我真的一點力氣沒有,就趴在方向盤上,火也沒熄,停在路邊。

我想,我該怎麼辦?這麼多的病人,還有我的家人。

我和丈夫兩地分居,我來到武漢剛剛兩年,我父母一離開家 (去隔離) ,沒人照顧我的女兒。8歲的小女孩在家裏已經被扔了一整天了。我父母感染,她會不會也感染?我心裏也沒數。很無力很絕望。我鎮定了,還是沒哭,真的連哭的勇氣都沒有,我想我必須堅持下來。回來的路上給我女兒打了個電話,她沒接,我更慌了,想了想咬咬牙就開回醫院了。

回了醫院,我把一天的事情整理了,抄起一盒飯就開車回家。回家一看家裏黑洞洞的,沒有一點聲息。我心裏就一沉。一開燈,我女兒在沙發上蜷着身子,見了我啪一下就跳起來了,向我撲來。我就說別過來,真的是很絕情的那種,別過來。

我女兒都愣在那了,她倆小手就要抱過來,我說你別過來,媽媽剛從感染病區出來,你別過來。我女兒說,媽媽我想你。我姥姥姥爺都不在,爸爸也不在,你都不讓我抱抱。

我說孩子,媽媽都不清楚自己有沒有病,你離媽媽遠點,噴點消毒的。咱們改變一個打招呼的方式,進來不擁抱,屁股蹭蹭屁股。

女兒給我做了蛋炒飯,她給我端上來的時候,我看到她手上一個大水泡。她還用聖誕禮物的綢緞給我做了小紅旗,上面寫的武漢加油,媽媽加油。她從來不會做針線活的,自己縫自己寫的。

她說媽媽你能不能呆在家裏陪我,我不敢一個人。我租那個房子大大的,我女兒她一個人怎麼敢?我說媽媽不能陪你,媽媽得上戰場。她說媽媽你不是軍人,你離開部隊了。我說媽媽不是軍人還是醫生,這次有一個大的疾病,很兇很兇的,姥姥姥爺都病了,你看媽媽要不要去。我女兒就撇撇嘴。我說你也很乖的,你把微信打開,電腦一直跟媽媽視頻狀態,你不要關,媽媽也不關,你就看着媽媽。把她安排在那,我就回來了,那時都凌晨1點了。

於是那天晚上我根本就不可能睡了。回來又有好多電話和微信找我,讓我看片子的,一問起,沒有核酸信息都住不了院。那天本身就睡不着,平時靠感冒藥,服一粒感冒藥休息一兩個小時,那天服了也不管事,就在考慮我要不要 (發) 。我很想讓防控指揮部知道,試了微信小程序,怎麼都說我身份證號不對,我又沒有其他的程序、途徑可以遞交上去,我就想讓這個事情影響越大越好,這樣國家就會得到這個信息。

那天一晚上編了刪、刪了編,到凌晨5點多了我還是刪掉了。總是在考量,我要不要說,說了以後會不會給國家的抗疫造成恐慌、造成誤導,我們畢竟是專業人士,總是擔心這個。

但後來真的忍不住了,9點左右我就編了 (注:當天上午10點多發佈) ,很匆忙,言語是很過激的,現在我覺得 (當時) 是完全處於義憤填膺的狀態編的,就把它發出去了。發出去就有人點贊,我就急了,我說我不要點贊,只求擴散,你們趕快擴散,因爲我沒有途徑。

我剛發出去時也接到電話要求刪除,基於 (擴散的) 考慮,我還是推遲了10多分鐘。那10多分鐘真的管用。刪完了以後,我也掩耳盜鈴,把手機扔到辦公室,我不拿它,你愛怎麼打怎麼打,愛怎麼聯繫怎麼聯繫,我穿上防護服就出去辦事了。

等下午回來一看,手機全爆了,就是這種狀態。

2

“來自一線才有發言權”

知識分子: 2月5日,第五版診療方案對湖北省確診病例,加入了臨牀診斷標準(“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到2月12日,臨牀診斷病例納入湖北省報告數據,再到2月19日第六版診療方案取消臨牀診斷病例。這個過程,作爲率先提出者和親歷者,你的體會是什麼,這些變化說明了什麼?

張笑春: 發佈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我自己都是處於一種很恐慌很恐懼的狀態。 那時候有上百家媒體在外面等着我,我也沒見,因爲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剛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沒感受到有多害怕,後來我接到一系列電話,有些就說你看你有欠考慮,你這樣一講會給領導和單位帶來不好的影響,不僅僅是你個人。那時候這句話對我觸動蠻大的,一個人做英雄我可以豁出來,你愛殺愛剮都可以。但是真的要連累一些無辜者,還是於心不忍的,這也是我刪除朋友圈的原因。

但既然引起這麼廣泛的關注,說明這個真是大家的關注焦點,它觸及到當時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其實我的朋友圈只是拋出了一個引物,吸引政府和人民的關注。咱們國家政府反應能力還是非常強的。我們高層決策者是希望聽到這些真真切切的建議的。當時好多北京那邊的人大和政協代表找到我的聯繫方式,讓我以文字的形式直接梳理建議給他們,他們給我遞交,人民日報也以內參的形式遞交 (我的建議) ,這是非常快的。

2月初, 因隔離設施不足,爲防交叉感染,武漢的一些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在室外接受治療。 圖片:王嘉興/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2月4日凌晨3點左右,因爲怕影響到我們領導,我給王院長 (注: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 發了好多語音。我就說院長你看我肯定給你惹禍了,如果你被處罰了我來負責。結果他很快說我們在忙嘛,剛才開了好多會,而且正是你希望的,我們在做大範圍的隔離,你不要擔心了,沒事,趕快休息。我就放心了。

2月4日衛健委的新聞發佈會,香港經濟導報的記者直接問了這個事情,當時回答的是地壇醫院的專家李興旺。他說這個影像一直以來都是診斷標準,一句話就蓋棺定論了。我們專業人士聽這一句話,就知道這個事情沒問題了。2月5日直接納入 (第五版) 診療方案,就公佈了。

我個人的體會其實在這種重大災難面前,咱們的政府真的急切地需要聽到各位專業人士的專業建議,來自一線你才有發言權。

3

新的難題

知識分子: 提出CT影像作爲臨牀診斷標準以後,有沒有出現新問題,如何解決這些難題?

張笑春: 接二連三的問題都出現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醫院的CT (機器) 不夠,人員不夠,大家都給我打電話,張教授您看您呼籲的結果,大家都涌到醫院來做CT,怎麼辦?

那時候王辰院士提出了方艙醫院的概念。我是部隊來的,知道方艙醫院是援引部隊的概念,馬上就提出 “方艙CT”,呼籲採用野戰性質的移動車載式CT。它非常靈活,可以開到社區,開到隔離點。這種CT馳援武漢,患者就不用擠兌各大醫院資源,避免形成聚集性感染。

我發出這個呼籲以後,一夜之間各大企業把移動CT全部開到武漢。開來了以後,防控指揮部聯繫不上,方艙醫院也不理他們,就閒置了三天。這時廠家都給我打電話,說張教授您一聲呼籲,我們全來了,全來了以後沒人理我們,聯繫醫生說不知道該怎麼對接,我們是抗疫救災來了,就這樣閒置着,是極大的浪費。這是第二個問題。

我又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防控指揮部成立方艙CT的管理體制,哪怕一個小分隊也好,或者實在不行,我說我去組織我來協調,後來他們覺得提議挺好,就很快組織起來了。

第三個問題,移動的CT原來針對普通病人,沒有消毒,操作者和病人進進出出,也會造成醫生的職業暴露。CT用液體消殺可能會損毀元件,我就要求生產廠家配備不傷害人體且不影響設備運轉的消毒裝置。最後他們配備了內置式的消毒裝置,最短的16秒就能把全機艙都消殺一遍。

第四個問題,大量的CT做完了,誰來審報告、看片子呢?我們就把人工智能引進,用5G網絡傳到各個點去,雲閱片,這也解決了一系列的問題。

張笑春在疫情期間的休息室。圖片攝於2020年8月下旬。圖片:王一葦/知識分子

4

大災面前,應當建立專家意見通道

知識分子: 在朋友圈中,你還呼籲取消家庭留觀,徵用酒店、賓館、學校等。這比2月9日武漢首次提出“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決策還要早。這條和CT診斷的建議都被落實了。後來你也發文探討武漢市疫情防控中後期治理機制,出臺全方位的多功能疫情路線圖。你怎麼看待專家/專業人士在這次疫情中的角色?

張笑春: 政府和管理部門畢竟不是專業人士,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認識都是有一個過程的。前期我們採取任何措施都是摸着石頭過河。

我接觸 (新冠影像) 是 (2019年) 12月底,2月3日才提出這個,爲什麼要經過一個月的積澱?專業人士需要分析新冠的客觀規律,我是從影像的角度來分析規律,有的醫生從重症醫學的角度,都是竭盡我們的專業水平得出客觀科學的規律。總結出來以後,再結合社會現狀提出專業建議。這次疫情中的專家,無論是李蘭娟院士,還是張伯禮等中醫治療專家,每個人都是從各自的學科領域,針對新冠病毒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專業建議,如果沒有這些專家的建議,那麼我們的管理部門或者決策者是沒法採取科學對策的。

所以專家的建議在這次抗疫過程中至關重要,沒有專家建議的話,這次抗疫不可能取得勝利。

知識分子: 怎麼樣讓更多的專業的人員能夠積極的參與這種建議和提議,比如不通過朋友圈,而是可以通過更直接的方式?

張笑春: 哎,通過朋友圈真是無奈之舉。哪個人提建議,不願意通過正當的途徑提上去,因爲盲人摸象沒有途徑,所以只能採取這種相對不合理的方式了。其實我們這些專家教授最不喜歡在社交媒體上寫什麼了,你看我平時發朋友圈頂多就是說說生活,不會說這些的,因爲我們社會責任感還是有的,就怕被誤解、被曲解了。

爲什麼不經過醫院?醫院也很茫然,你給他他也不知道遞給誰,而且醫院的管理部門又不是專業的,認識上也是不足的,他就認爲,這事跟你有關嗎?或者是,張教授您看好您的片子就行了。至於怎麼抗疫,我沒有接到領導的指示,一句話就能把咱們堵回來。

我希望以後這種的非專業的這種情況儘量少,專業的建議有專業暢通的途徑,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這可能需要國家疾病防控體系或各個部門完善機制。國家可能要思考,怎麼樣暢通途徑給專業人士,不僅是疫情,還有火災、地震等突發事件。比如可以根據級別給專家設定相應的權限,相當於在銀行你有2萬元的信用卡限額,我可能就5萬。

還有咱們說高手在民間,可能在上面覺得可行,一到下面了以後全變味了,就根本實施不了,爲什麼?實際的情況跟上面的宏觀規劃還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下面傳遞上去的的聲音可能是最切實可行的,這次疫情就證實了這一點。

4月8日,經歷76天封城的武漢迎來重啓,武漢人民的生活開始重新回歸正常。圖爲2020年8月下旬的武漢夜市。圖片:王一葦/知識分子

5

影像學觀察:新冠後遺症常見於老年人

知識分子: 從影像科醫生的角度觀察,新冠患者出院以後的恢復情況怎麼樣?可能留下什麼樣的後遺症?

張笑春: 後遺症有多種,其中一種是肺氣腫纖維化,以老年人爲主。 大部分年輕人沒有後遺症,年輕人病來得快,可能當時比較重,但如果及時救治,好的也快。

老年人起病不像年輕人這麼重,慢悠悠的,都是輕症,包括我父親也是。CT影像不是典型的磨玻璃,說磨玻璃才是新冠肺炎,那只是冰山一角,老年人看上去就像纖維化似的。大家都認爲是慢性炎症,其實是間質感染。什麼叫間質?比如說醫生是這次抗疫的主要戰士,那社會各界是後援。間質就是提供營養的後勤部隊。間質炎症起病比較隱祕,有的症狀比較輕,而且發展的時間也比較長,一直就那個狀態,像我父親40多天突然加重進ICU了,就這樣。

這種病人在恢復的過程中就容易出現併發症,纖維化和肺氣腫,肺泡一個個破了,揪的扯的纖維化了。我們影像發現,肺氣腫後期影響呼吸也是纖維化引起的。

另一種後遺症是心肌損傷,影像上也能夠看到。我媽媽的影像上也看到點心臟的病變。她當時有瀕死感,出汗,大汗淋漓,之後舒服一點了,但是全身就裹緊了,人一下子真的是那種要死要活的。

其實新冠病毒也會攻擊腹部和腦部,從影像也可以看到,比如說有一個病人有類胰腺炎的表現,沒有糖尿病但血糖突然超出了極限值。但當時腹部和腦部 (受損) 的那些人很多都沒有做 (CT) ,很重的就都走了。

當然,沒有影像反應的後遺症就多了,比如嗅覺喪失。

武漢扁擔山墓園,很多新冠死者安葬在這裏。圖片:王一葦/知識分子

6

“不要浪費一場危機(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

知識分子: 17年前的非典你也參與過。這次是新冠,這些經歷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

張笑春: 非典當年更多的是慌。那時候我上外科的碩士研究生,同時也是外科醫生,感覺世界末日來了,真的瞬間就到了冰點。 誰見誰都不說話,用眼神交流一下就恐慌到極點。那時候慌到什麼程度,護士做口罩疊成24層,厚厚的,每個人都戴上。那天下午大家都是全身乏力軟,都認爲自己得了病了。我一個師兄過來,說你們哭什麼,怎麼回事?我們就說今天下午大家都乏力,出虛汗,是不是都得了肺炎了。 師兄一看說着口罩怎麼這麼厚,掂了掂,剪刀剪開了一數24層。他說你們自己還要把自己嚇死。

好多護士不知道怎麼消殺,純84往身上、臉上噴。剛買的2000塊錢的大衣,被同事用84液燒的一個洞一個洞的。還有護士24小時開着紫外線燈,當年的紫外線不像現在的負離子不傷人,超過一定的時間就相當於給你放療。因爲無藥可救,大家自己注射激素,還把醫院庫存的所有藥物,不管治什麼的,全用上了。非典結束後的表彰會,20多名護士膝關節壞死,髖關節壞死,現場每人發了一副雙柺,哭聲一片,對我的刺激真的很大。

非典過後我就反思,面對事情的時候慌是沒有用的,越慌越亂,事情只能向糟糕的方向發展。 後來我就想以後遇到什麼事情,我一定先冷靜下來,先好好思考一下,看這個事情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樣才能處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越慌造成的危害越大。非典給我的觸動就這麼大。

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也在一線,我正好在華西讀博士做住院醫。那天下午2點多,我正在22層的公寓休息,稀里嘩啦的,花瓶也碎了,燈也落地了。我第一反應是地震了,唰一下就衝到洗手間抱住水管,透過洗手間的窗戶看對面的兩棟高樓正像手臂一樣開合,我數了大約40多秒停了,就光着腳穿着睡衣出去,跑到醫院值班室找了雙鞋。我們同期的同學在那一個勁的自言自語,怎麼會這樣? 四川成都從來沒地震,這怎麼了?我說你不要說了,現在趕快把老師都組織起來,大家先到外面,一會可能有餘震,把電腦什麼搬出來,一部分搬到空曠的地方,去醫院的後勤部門領帳篷。

那時候的放射科主任來了就跟我說,張笑春今天辛苦你了,你要組織好值班人員。我就說主任這是件大事,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的,您趕快把每一位老師都請回來,很快傷員就來了。主任說,你怎麼會這麼講?我說我在內蒙古的時候礦難經常發生,他一開始不信,後來真的很快 (就來了) 。

通過這個還有非典,我對這次疫情就比較敏感。

大災面前,前期總是慌亂的,各行各業所有人都慌,不是說政府不作爲,他不知道怎麼辦。所以真的是我們要反思,以後遇到任何事情先冷靜,是哪個行業的,就找哪個行業的專業人士想辦法好好分析,而不是說像沒頭蒼蠅似的,亂是沒有用的。

知識分子: 你曾寫過喜歡丘吉爾的一段話,“不要浪費一場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你認爲這次新冠疫情反映出了哪些問題,怎麼樣才能不浪費這場危機?

張笑春: 作爲人類,經歷過這一場危機我們要反思。社會的每一個人,每個團體,每個單位乃至國家都要反思。

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14億人口,這麼龐大的羣體和人員流動的形勢下,我們能最終克服的這麼好、控制的這麼好,就要反思一下我們爲什麼能做到這一點。

個人也要不浪費這場危機,醫學行業要想想爲什麼當初出現了一系列誤判。當初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難道就我一個人嗎?沒有吧。 絕對有很多比我勤奮和聰明的人,但是他們沒有說沒有做,這是不是也要反思?每個人在那個時候可能要拋棄一些雜念,少考慮點反而更奏效,這次我就沒有考慮那麼多,而且國家不希望你考慮那麼多。

與其去抱怨,與其去猜測或者與其去明哲保身,不如在這種客觀存在的災難面前提出解決方法。來源控制不了,怎麼去向,我們總能控制吧?那麼我就爲走向提出我自己的建議。各行各業應該做這種反思。

7

“疫情結束了,我的家庭散了”

知識分子: 你也提到了家人的問題,新冠這段經歷給你的生活帶來了什麼變化?

張笑春: 醫師節的時候,湖北一個公司請了我們幾個爲疫情作出貢獻的專家參加活動,當時讓我們談一談,每個人幾乎都是這種說法,不堪回首,不敢回憶。

作爲一個女兒,作爲一個媽媽,作爲一個妻子,我真的是很愧疚,疫情結束了,我的家庭散了。一些人說我爲湖北拼過命,我是全家都爲湖北拼過命。

12月31日的時候我就要求我的父母必須留在武漢。我那天忙得沒顧上吃飯,下午給我爸媽打了一個電話,說現在有一個新發的傳染病,你們不能回內蒙了,強迫他們退1月4日的票。他們很不高興,說你們這些醫生興師動衆,全武漢新聞聯播都沒播,你們憑啥說是。我甚至打電話給我的叔叔,讓他們勸我父母必須留下,我說如果一旦證實這是新發傳染病的話,他們現在回去,一路上會給國家防控帶來很多麻煩,到達內蒙古也會給當地、給我的親人帶去很多麻煩。後來他們也算明白了,就留在這了。

父親感染後狀態一度還好,但突然有一天頭像炸裂一樣高燒,第二天做了一個CT,發現全肺原來很輕的病變突然加重了,呼吸困難,走幾步就走不了蹲下了。

當時我媽打電話來,說孩子你看在媽媽的面子上,看在我們兩個人給你帶了這麼多年的孩子的面子上,你能不能跟醫生說說給你爸爸治一治? 她說我們不給你添麻煩,但你能不能跟主治醫生說一說。

很生疏也很客氣的語氣。我聽了是很崩潰的。如果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話,你怎麼去愛別人,怎麼去爲老百姓想? 肯定是愛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因爲他們一個人而不爲社會做工作。那時候彭志勇主任、陳振順主任和急診的夏健主任給我很大的幫助。我給他們三劍客打電話,我說我爸爸我就交給你們了,千萬幫我盡最大可能救治—— 我不能說必須給我救活。否則疫情過去了,我肯定活不下去了。

父親後來進了重症病房,三天後就要上呼吸機,免疫系統全部被擊垮了。後來用了一些強效的藥物,包括一些激素和白蛋白,才把他從死亡線上先拉回來,康復後還是留了後遺症。

作爲一個女兒,我絕對是不孝的,即使我父母患病,我還是在做疫情防控和各種社會工作。甚至在我爸爸病危的時候,我把他放在隔離病房就不管了。這也是我父母對我寒心的一點,你對全社會都那麼好,你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救別人身上,最後你爸被送到ICU去了。

他們現在談武漢色變,從此不再看電視,因爲電視一說到新冠肺炎他們就害怕;一碰到任何不舒服,都會聯想到是這個病的後遺症。他們允許我回內蒙古的老家接女兒,但不能跟他們住一塊,我得在外面住,不讓我進家門。我丈夫雖然還是比較支持我,也有抱怨,說兩地分居,最後你把全家人置於危險之中。

這段日子,我盡了我的職業操守,但他們作爲一個普通的公民,超出了他們奉獻的範圍了,所以我覺得對不起他們。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千萬個醫務人員甚至千萬個家庭,他們也是存在着這樣的情況,我想只是程度不同。

我現在有輕度的抑鬱症,因爲我面對這些壓力受不了。爲什麼我 (辦公室裏) 到處擺我女兒照片,看到她我就不會自殺了。我覺得可能時間慢慢會 (幫助癒合傷口) ,我也是要給父母一段時間,也給我們自己一段時間。我孩子很快就9歲了,以後我可能也要顧及家庭一些,也不能這麼長期的兩地分居了。

這次疫情過去什麼最重要,親情最重要,生命最重要,還有和平最重要。

知識分子: 關於這次的經歷,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張笑春: 其實我還想最後說幾句,這是一場人民的戰爭,這不是醫務人員的獨角戲。 關鍵的是各行各業的相互配合,我們醫務人員是衝上去了。如果社會沒有那麼多志願者,幫我們解決方方面面的後勤問題,包括咱們的物資問題,我們這場戰役能打贏嗎?你看咱們湖北武漢說封城老百姓就一步不出門了。這種凝聚力、公德心還有責任感,每個人心中都有,都盡着他的一份力量。這是我感受最深的,這就是最大的戰勝疫情的力量,就是人性的光輝。

我給好多高校的學生做信仰公開課,我就告訴他,任何一個你們認爲的英雄壯舉,包括我的,其實就是一個平凡人的人性。你別把他看得多偉大,千千萬萬個人組織起來,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力所能及做的事,就把疫情度過了。

我覺得誰也別覺得誰在爲這次疫情做出了什麼,你只是做了你應該做的,這樣的我們也沒啥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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