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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男童遇害案”目擊者發千字長信:當時沒有衝上去 真的真的對不起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11月11日 19:55   鳳凰網

當年僅9歲的男童羅琪遭遇精神病發作的馮廣,在衆目睽睽下被殘忍殺害,卻無人伸出援手時,長沙匯城上築的居民們一度試圖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比如最先到達現場的大多是女性和老人,或者大多數人沒有控制精神病發病者的經驗。然而當喧囂散去,幾乎每個目擊者都在心裏詰問過自己:我當時爲什麼沒有敢於衝上前去?

記者 | 董冀寧

實習記者 | 李秀莉

沒有等來的朋友

▲▲▲ 從二年級開始,羅琪就可以自己上學了。在羅家人看來,這實在算不上一條危險的道路,

從羅琪家下樓走到上學的雅塘村小學,不過900米的路程,這其中,超過300米都在小區裏面,剩下的路繞着一個小山包蜿蜒,大馬路的路口只有一個。

從一年級搬到匯城上築之後,這條路羅琪已走過四年,沿途穿過一家粉店,兩個早點攤,還有三家商店。三家商店主要做的都是學生們的生意,老闆們也都認得羅琪,“我曉得,孩子王嘛”。 在班上,羅琪是家長們口中“別人家的孩子”——“考試從來是班上的前兩名,作業做得又快又好,他還在校外報了奧數、編程、美術和書法這些課外班。他還又高又帥,是運動健將,運動會上跑得最快的一個人,而且人緣極好,大家都聽他的。”這是住在同一小區裏同班同學童童的爸爸童輝一口氣對他做出的評價。

 

 

羅琪家裏,獎狀貼了一面牆 童輝原本沒留意過這個孩子。匯城上築位於長沙的城市邊緣,小區裏的建築關係有點複雜,西南側是原來國企的老單位房,外牆斑駁,房屋結構也不是很好,但拆遷就是拆不動,所以開發商就在周圍蓋起了商品房,一個物業公司把這些房子圈在了一起。老房子的物業費是0.5元/平米,商品房是1.5元/平米。童輝在一家媒體公司上班,大約在10年前買下了5號樓100多平米的商品房。

羅琪的父母是從湖南新化來到長沙的打工者。

羅琪的三叔羅平波告訴我,羅琪的媽媽自羅琪出生就沒有再找工作,而他父親這些年陸陸續續打的也只是零工,每個月不過兩三千元。原本一家三口擠在更靠近郊區的一處月租僅400元的開間裏,直到羅琪要上小學,爲了離學校近一些,家裏咬着牙,每月800元,租下了這套包含一間書房的位於老房子六樓樓頂的三室一廳。兩棟樓在小區裏隔了100多米,剛開始的時候,在商品房裏住了五年的童輝,並不認識羅琪一家。 和很多年輕的家長一樣,童輝把自己關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了自己女兒身上。在他眼裏,自己的女兒不只是班上個頭最矮的一個,而且脾氣大、愛哭,“雖說這個年齡咱們不能用成熟來要求她,但怎麼看她都有點像小公主,沒心沒肺的”。擔心都市相對封閉的環境對女兒的成長不利,童輝還圍繞女兒組織了不少家長間的社交活動。按他本來的設想,小朋友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就是大人關係的延續,大人們之間聊得來,動不動在一起吃個飯,孩子們自然關係就好了。 但女兒在班上人緣一直也就那樣。直到二年級,他從女兒嘴裏聽到了羅琪這個名字,並且頻率越來越高。“沒有什麼標誌性事件,都是一些日常的瑣事。”有時候,是童童在學校被別的同學欺負了,羅琪幫她出頭,有時候則是羅琪惹到她了。童輝印象中兩個人最大的矛盾是有一天童童回家說,羅琪借了她一塊錢不還,她發誓再也不理他了,但第二天,童輝看見兩人又像沒事人一樣一起從學校裏跑出來。 在童輝的印象裏,他們一塊玩的有一幫朋友,但到家裏來找童童的,永遠都是羅琪。童輝說,暑假的時候,家門一天能被羅琪敲響三次,“每頓飯後都有一次,每次進來他第一句話都是:童童媽媽,我能帶童童下去玩嗎?”一度把童輝都給敲煩了,不得不敲打羅琪兩下:“童童作業還沒做完,以後你吃過中午飯後再來找她吧。” 童輝記得,三年級的一天,自己的小公主有一天回到家鄭重其事地宣佈:“我以後可以自己上下學了。”從此,每天中午1點多,“童童,童童”的喊聲就雷打不動地每天在樓下響起來。

 

 

羅琪就讀的小學

在羅琪口中,童童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今年老師佈置作文,讓寫“最佩服的一個人”,有人寫了科學家,有人寫了自己的父母,羅琪寫的是“我最佩服的是我們班嬌小又暴躁的嬌嬌女——童童”。童童在那篇文章中的形象並不怎麼好,雖然跳芭蕾舞時像一隻天鵝,但是在游泳池裏她像一隻“笨鴨子”。他還認真記載了童童在1.4米水深的泳池裏喊救命的糗事,但是,這都不妨礙“我仍然很佩服她”。童輝覺得很好玩,特意給這篇作文拍了照。 這就是孩子的友情,也是讓童輝作爲成年人頗爲羨慕和感慨的,

“只有孩子,形容友情時能毫不猶豫地用出最字,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朋友就是唯一的,好像只能夠取代,不可以共享”。

11月5日原本是平常的一天,老師剛通知了一個好消息——班上選了兩名學生參加編程大賽,羅琪是其中之一。這天中午,正好沒什麼活兒待在家的爸爸見到羅琪罕見地吃光了一整碗米飯。 中午1點20分,童童媽媽聽見樓下傳來熟悉的喊聲,這是她聽見羅琪發出的最後的聲響,一切都和往常一樣。這天下午有美術課,童童媽媽花了點時間給童童找出來了水彩筆,下午要帶,

童童在1點30分左右下了樓,但是,她沒有看到一直等她的朋友,她被一個老太太喊住了,老太太讓她趕緊走後面的一條小路去學校。

致命的相遇

▲▲▲

事後證實,一些危險的訊號並沒能傳遞到17層的童童家。

對於住在五號樓對面六號樓二層的黃菊來說,異變是伴隨着一聲吼叫出現的。她起初以爲是夫妻吵架,走到窗戶旁看到,

三四米之外的馬路對面,一個大人坐在孩子身上,摟着脖子,正拿着螺絲刀擊打。

她不認得羅琪,也不認得打人的男子,但她聽到孩子喊了“救命”。 她本身也是一位母親,立刻朝對方喊道:“不要打小孩,會出人命的!”但聽到喊聲,男子突然擡起頭,瞪大眼睛看着她,她害怕了,嗷嗷地叫着,“本來我想拿個雨傘或者掃把出去的,但是這一下突然害怕了”。她只好立刻報警,幾乎同時,她聽到樓下有鄰居給物業公司打了電話,通話記錄顯示,那時是13:30。那個時候,她看到窗外陸陸續續有人往五、六號樓中間這條小路上聚集,

“有的人在朝兇手喊話,有的人在朝孩子喊話,說你要聽話、認錯,但都沒有人敢走過去”。

第一個路過的人是清潔阿姨李莉,她本來也在邊上等了幾分鐘,喊周圍的人趕快報警,但她趕時間去附近的超市上班,“下午1點50要打卡”。五、六號樓中間這條小路是她的必經之地,正好當時一輛轎車駛過,她跟着小轎車跑了過去,最近的時候,她距離行兇者不到一米,那輛白色的轎車,在中間減了速,但是沒有停。李莉看到小孩的臉憋得紫紅,舌頭已經吐了出來,男子看到她,雙手舉起螺絲刀搖晃着,李莉再不敢停下來,警方在找她錄筆錄之後覈實了監控,確認那時是下午1點33分。 

小區的保安亭設在小區門口,距離事發地大約200米的地方,是一個封閉的崗亭,但那裏看不到小區裏的監控。53歲的保安潘浩是在下午1點36分接到物業公司負責人秦主任的電話後從大約300米外的車庫趕到現場的,跑到一半,他想起來沒有帶制服歹徒的工具,又折返回去取了一張網,但是當他和秦主任趕到現場時,仍然沒有第一時間制服歹徒。 

“那時候整個現場的氛圍已經變了。”黃菊在家裏聽見外面吵吵雜雜的聲音大都在討論誰認識這個兇手。

建築工人黃覺本來在給小區做翻修外牆的工作,看見打人的那一幕和工友拿着木棒趕過來,本來企圖制伏兇手,但是每次試圖靠近,對方就拿螺絲刀朝他自己胸口比劃,周圍有人勸他們:“萬一男子因爲你們介入而自殺,說不定還會有麻煩。”

他最後放棄了動手的想法,他聽到周圍有人說,這個男的是精神病犯了,已經有人去喊家屬了。

據說最開始認出馮廣身份的是小區裏和他父親一起開摩的的陸師傅。他告訴本刊,之前一起跑活兒時,聽馮師傅提起過自己的兒子有精神病,之前甚至走丟過幾次,那天他正準備出門拉活兒,看到這個情況趕緊給馮師傅打了個電話,“電話那頭傳來一聲‘壞了’之後,馮師傅趕快喊我過去”。

在這起悲劇中,雙方的親人幾乎都是最晚知道消息的。

直到1點40左右,童童媽聽見屋外的聲音越來越吵,打開窗戶視線又正好被一顆大樹擋着,她才決定下樓看看,一看把她嚇了一跳,是羅琪,她趕緊朝着周圍的人喊:“你們快去救人啊!去制服那個瘋子啊!”周圍的人告訴她,孩子已經沒救了,那個人是精神病。她趕緊給羅琪媽媽打了電話,沒敢說實際情況,只說:“你快來,琪琪好像出事了。” 

馮廣的父親在大約10分鐘後騎着一輛黑色電動車趕來。他把電動車停在前面的車後面,走到馮廣跟前,把臉湊過去低頭看了一眼,隨後抓住了馮廣甩螺絲刀的右手。包括秦主任、潘浩等四五個人上前抓住馮廣的手、腳,把他按倒在地,馮廣掙扎着“哇哇”大叫,不時抖動着身體。

羅琪的父母幾乎是最後趕到現場的人。

於是有了那段在互聯網上被廣泛傳播的視頻,羅琪的母親坐在一攤血裏,抱着羅琪,顫抖着,哭嚎着,不停地發出哀鳴:“我的崽……快點喊醫生來!” 13:50,長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雨花亭派出所民警到達現場,安排趕來的“120”做急救措施,隨後將羅琪送到了醫院。15:25,宣告搶救無效死亡。 

羅琪的三叔羅平波提供的屍檢報告表明,法醫對屍體檢查後發現,孩子頭部、頸部有明顯軟組織挫傷,右大腿內側有一個破裂口。頭皮下大面積血腫,頸部及肺部都有大面積出血。通過屍檢,法醫認爲死因符合機械性窒息死亡。但更多的受訪者稱,這些描述遠不足以描述羅琪的慘狀。

有的人提起馮廣,說他不是每天還去幼兒園接送自己的侄女嗎,怎麼就成了神經病了?小賣部老闆說:“平時來店裏買東西,有說有笑的,完全看不出來。”馮廣的父親也完全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天吃過午飯,他要給電動車去換電池,老伴搭他的車出去找點零活兒。他們完全沒意識到馮廣獨自在家有什麼問題。 但馮廣還是獨自走出了家門。

據澎湃新聞援引警方調取的監控錄像,11月5日13時30分,羅琪來到童童所住的五號樓電梯廳。此時,馮廣從五號樓三層的家裏出來,手持一把長約20釐米的螺絲刀,乘坐電梯下到電梯廳,與羅琪相遇。

電梯廳裏的監控並沒有保存下來,從電梯間到外面總共不超過20米的距離,沒人知道這20米距離發生了什麼。

人們只能看到主幹道上的監控顯示,羅琪跑出單元樓,搖搖晃晃往外面的道路跑。樓梯一共有8個臺階,“啪”的一聲,羅琪撲倒在了最後一個臺階上。來不及等他起來,一個巨大的身軀壓了下來。

班上跑得最快的羅琪,人生最後的軌跡是一條跌跌撞撞的“蛇形”。他穿着一件紅色的外套和黑色的運動鞋,都是今年新買的,這些連同散落一地的水彩筆,是他掙扎求生最後的痕跡。

 

 

圍觀者與惡的距離

▲▲▲

事情發生後,小區的氣氛有些微妙。

因爲視頻在網上的傳播,巨大的壓力涌向小區居民,我下車的時候,出租車司機隨口一句,“你要來的是這裏哦,這個小區人的素質真是高,見死都不救”。馬上有小區里路過的居民表示不滿:“輪得到你在這說風涼話,你到時候就真敢往上衝嗎?那個時候小孩子已經死了。” 

“死沒死輪得到你宣佈嗎?再說就算死了就可以允許他繼續那樣做嗎?你們幾十個人,連一個趕上去的都沒有,保安都不敢上,真給長沙丟人。”司機師傅不甘示弱。

 

 

家屬一度認爲是圍觀者不作爲才最終導致自家孩子的悲劇。在接受採訪時,第一個路過的李莉反覆說,她經過的時候,男孩已經沒有動靜了,但男人依然在捶打身下的羅琪。她只有一米五幾的個頭,實在是不敢和近一米八的壯漢搏鬥。

羅琪的三叔羅平波後來看了監控錄像,告訴我,孩子從被兇手騎到身上到不再動彈,只有幾十秒時間。這些連帶着警方通報中“該路段最初沒有圍觀者”的表述,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小區居民的心理壓力。

然而,也有人心裏過不去那個坎。

 11月7日傍晚,小傅在匯城上築的業主羣裏發出了一條1000多字的消息。這位居民證實,他聽到了居民和打人者的對話,他當時也以爲這是一對父子。下樓圍觀時,發現大部分人也和他一樣沒有搞清狀況,“有人說是父親失手打死了孩子,有人說不要上去,孩子已經死了”。 

在這封長信中,他說道:“我內疚、自責,想對孩子的媽媽說聲對不起,我當時沒有衝上去,這兩晚一直在反思,我並不是無情冷血之人,爲何當時卻沒有上前,我沒搞清楚狀況,真的真的對不起。爲自己的沒上前的行爲感到深深的自責。”

持這樣觀點的人並不在少數,小區業主組織的自發捐款中,有人捐出1000元,自覺對這個家庭有所虧欠。

 

 

11月11日是“頭七”,家屬和社區人員在小區紀念羅琪

長沙匯城上築的居民們都自認絕非生性涼薄。童輝說,我們有時想我們絕不比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小區的道德水平更差,可是事情就發生在你這裏,如果當時誰積極一點,結果是不是可能就不一樣了? 

而在災難的另一端,同樣是一個艱難求生的家庭。馮廣的父親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表達了對羅琪一家的虧欠,願意盡一切可能去補償。他說自己老家是河南滑縣農村的,很大程度上,他對於兒子的精神病,並沒有什麼辦法。在11年前,兒子在高中復讀階段查出精神病時,有耳鳴的症狀,在縣醫院住了一週的醫院,醫生才說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問題。 

馮父說,馮廣隨後的精神疾病的診斷和住院治療,最開始也不過就是在延津縣下面一個鄉的衛生院住了一個月院。直到2010年馮廣才在河南省精神病醫院就診,一次4個月,一次2個月,正式確診爲“精神分裂症”。

 他說自己從來不是任由兒子病情發展。本來兒子在這次住院之後堅決稱病已經好了,拒絕繼續服藥,是家裏每天把醫生開的藥摻進飯裏,如此過了這些年。因爲藥物遇熱失效,全家跟着兒子吃了好幾年冷飯,直到今年覺得兒子情況好轉,才停了藥。

而這恰恰是精神疾病治療的大忌。精神病專家、紹興市強制醫療所(原紹興市公安局安康醫院)病區副主任劉晗告訴本刊,減藥要經過醫生的綜合考慮,根據病情的緩解程度、藥物的副作用、病人能不能配合醫生這三個方面進行考慮,然後再減藥停藥。

另外一名精神病專家則告訴本刊,就像感冒一樣,精神分裂症也會有復發的可能。

據澎湃新聞援引辦案民警的表述,馮廣被抓後,唯一一次情緒稍微平穩時,向辦案單位交代自己“追殺”羅琪的動機時說:“手中拿着改錐,比劃着,突然腦海裏有個聲音告訴他,這個就是馮家的傳世寶劍,他要保護好寶劍,那男孩想要搶走寶劍,他要和他比試,捍衛家傳寶劍……”

 

 

犯罪嫌疑人就在馮廣行兇的兩天前,11月3日,馮廣還曾經一度在深夜10點失蹤了,馮廣的父親甚至一度報了警,全家人找遍了火車站、橘子洲,甚至因爲他愛釣魚,還去了河溝裏找,都沒找到。直到第二天有好心人打電話給他,他才把兒子找回來。但這並沒有引起他的警覺。

業主羣裏有人責問物業、責問社區,爲什麼轄區裏住着一位隨時可能失控的精神病患者,而沒有任何備案?社區負責人對媒體表示:“針對本市戶籍的精神病患每年會安排四次隨訪,但是對於流動人口目前實施起來尚有困難。”

當悲劇發生後,並非沒有常識和教訓可供普及和分享,比如湖南師範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湖南省法學會程序法學研究會會長黃捷告訴本刊:“像這種正面發生的侵害和危險,其他人也好,受害人也好,受害人的近親屬也好,可以對他採取正當防衛的手段。正當防衛就是對他也造成一定傷害的手段,來停止這種危險和威脅。有一個‘緊急避險’的原則在這裏可以適用,就是可以犧牲一個小的合法利益來保護更大的利益。因爲當時情況緊急不曉得馮廣的情況,那麼採取一些措施都是法律允許的。”

但是觀點和經驗易於分享,每個人心靈上的詰問卻難以消除。

當災難過去一週,律師的觀點證明“圍觀的人們確實沒有責任”,評論家們說出“要更多地去鼓勵那些見義勇爲的人,而不是批評那些圍觀的人”的時候,發出1000字長信的小傅並沒有邁過心中的坎。他拒絕了我的採訪,“我現在靜不下來,再去說什麼,好像都是一種傷害”。

當罪惡發生的時候,沒有人是罪惡的一部分,可是人們距離罪惡又有多遠呢?是一盒藥物,一個登記簿,是10分鐘,還是100米?

那天唯一的介入有可能來自童童,在小路上走到一半,她用自己的電話手錶給自己牽掛的朋友打去了一個電話。晚上回到家,她和媽媽說,電話裏傳來“啊,啊”的聲音,她嚇得趕快掛掉了。她的電話手錶,之前每天和羅琪聊個不停,現在她總是不斷拿起又慢慢放下,童輝希望女兒永遠都不知道那兩聲意味着什麼。 (本文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6期,原標題爲《長沙男童遇害案:無爲之惡》,文中羅琪、童童、李莉、黃菊、馮廣、潘浩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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