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學鵬：防震社會化機制需要系統思維

　　作者：唐學鵬

　　汶川地震巨災仍在繼續擴大，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5月14日14時，汶川地震死亡人數達14866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4日16時，四川地震災區死亡14463人，25788被廢墟掩埋，受傷64746人。

　　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受地震困擾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以整個20世紀而論，全球“發作”在大陸(地震更多是發作在海洋上，海洋大約占85%，大陸占15%)的7級以上地震，中國占了35%；20世紀全球因地震死亡120萬人，中國有60萬人。毫無疑問，造成這一悲哀的延續性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地質狀況。全球最恐怖的兩個主要地震帶，即環太平洋地震帶和喜馬拉雅──地中海地震帶均經過中國境內。

　　造成中國地震傷亡率如此高的原因，除了地理地質原因或者人口稠密度(人口稠密的地區受到地震的傷害更嚴重)，另外一個原因在于，對地震的理解和防震社會化機制的理解還需進一步深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城市化“狂飆運動”時期，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提高到57%，城市總人口將增加3億，人口分布將呈現出高度的不對稱，一些地區的人口稠密度將愈發變大(經濟產值也變得更高)，所以未來不可避免地要將城市群作為防震重點。而這同過去的農村地震安全工程完全不同，農村地震安全工程的核心是“農民住房抗震能力建設”，這也是中國唐山大地震之後的最基本思路──即提高住宅的防震性。

　　日本作為多震國家，其經驗之處在于將地質防震研究同城市化戰略非常充分地聯繫起來。日本在其早期城市化的過程中，也是更強調防震住宅建設，但是一些慘痛的教訓讓他們理解到防震技術並非是關鍵。例如，1964年的粟島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和建築毀壞。奇異的是，這些鋼筋混凝土建築並不是“內部崩塌”，而是“外部淪陷”。建築物發生嚴重的傾斜和下沉，但本身卻完好無損。其原因就是地震造成地基沙土液化所致。日本人發現，只關注建築物整體結構的抗震性能是錯誤的，必須要理解城市化過程中的地質結構(地基、活斷層分布)。這也意味著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對地理的全方面考察是異常重要的，可以利用行政手段來改變區域規劃，使之適合地質學意義上的城市化發展，而不能一味依賴歷史、自由市場以及產業集群所形成的城市群地理發展路徑。

　　地震的不可預測性也使得“事前預警”變得非常困難，這也使得國家防震預警系統重點轉移到“事中(震波傳遞)預警”。政府負責中心預警系統的建立和地震信息的發布，私人和公司則投資建立分散的地震預警系統。層級豐富的預警系統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覆蓋大部分人群，使之較早地贏得對抗地震的時機。實際上，那種害怕放棄信息發布的唯一壟斷權就會導致“謠言漫天飛”的思想是錯誤的。這次汶川地震也証明了，“真相是可以走在謠言前面的，只要廢除那種官僚主義控制信息的心態”。快速的預警系統會降低地震帶來的次生災難(例如盡早切斷煤氣，避免地震帶來的城市火災，當然有一些自然性次生災害，例如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是無法消除的)。

　　這次嚴重的地震災難也考驗中國的應急機制，中國應急機制的快速反應已讓世界贊嘆不已。不過，中國的災難分擔和保險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這次災難救援以至隨後的重建，中央財政是最大的“埋單者”(比如救災援助和補償、災害恢復資金以及稅收減免)。毫無疑問，對於像汶川地區這樣的城鎮，無法在短時期內引入商業保險機制來應付地震巨災。實際上，這個問題可以推而廣之，商業保險公司之所以對地震險無多大興趣，是其盈利性和保險概率無法統計，也就是說，那種希望借助商業保險運作的挪威模式是不現實的。但我們可以考慮日本模式，即由政府財政來啟動地震巨災保險，然後吸引商業保險公司參加，成立股份化的巨災保險公司(或者對保險公司的巨災賬戶進行援助和指導性操作)。這一做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入保險監督機制(比如對防震級別低的房屋進行保費歧視，迫使社會防震能力的提高)來降低全社會的道德風險。

　　此外，一些新的流行技術的使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地震災後的救援效率。我們注意到，現在地震應急指揮工作的GIS數據大多還是以二維展示為主。實際上，像世界上很多地震多發國都已經開始根據現場資料在Google Earth的基礎上建立三維模型。其實，這一技術只需基于Google Earth進行KML語言的開發即可。比如用Google Earth進行GPS導航救援時，可以先根據現場資料在Google Earth 中預先規劃可行的救援路線，然後再將數據經過適當的處理轉化成GPS可以接受的格式，通過網絡將其傳輸到GPS中。救援隊伍根據GPS導航選擇行走路線，並利用GPS記錄當前的實際位置、行走速度，並通過網絡將其傳回指揮中心，接著將數據轉化為KML格式加載到Google Earth，供決策者實時了解救援隊伍的當前狀況和再度決策，從而實現與現場救援隊伍的實時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