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小心西方詭辯束縛中國話語

　　作者：包華石[美]

　　“西方詭辯術”是怎樣的

　　幾年前，我在北京討論宋代公共輿論的性質和發展。一位學生對我表示疑問，大意是“宋代的中國不可能有公共輿論！大家知道公共輿論需要公共空間才能發展。在西方，咖啡館早已成為公共輿論的空間，但宋代中國顯然沒有咖啡館，可見，公共輿論無從發展！”這位學生很認真，但我懷疑他或許中了“西方詭辯術”的毒。這種詭辯術常把許多東西，包括藝術、山水畫等某種社會現象，都視為是“西方的概念”。其邏輯非常複雜，但卻可以稱之為“井底之蛙”式的謬誤。

　　大致說來，這種詭辯術有三種邏輯弱點。一是用某種地方習慣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准則。譬如前面那個例子，宋代的確沒有咖啡店，但有茶館、酒樓、書院等公共領域，即使不是咖啡館，但社會功能大同小異。我講課時給學生們介紹這個謬誤常常舉餐具為例。請讀者們想像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論家在討論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他假設早期現代化的一個特徵是餐具的發明。“餐具”，我們可以想像他很得意地說，“是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關鍵的發明，且是西方獨有的發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國早就有筷子，這位理論家也許會說：“真正的餐具有挑選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選的功能，因而不能與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語。”這個例子當然是個假設，不過如此令人啞然失笑的例子並不難找。

　　此謬論的第二個邏輯弱點為時間序列中的張冠李戴。譬如有個美國同事曾說：“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舉行了第一次選舉。不過，婦女還是不許參加！”當然1911年的時候無論是英國、美國，或是中國，婦女都不允許參加選舉。此句暗示在“西方婦女有權利投票”，但所謂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後來的西方。

　　第三種邏輯弱點可以稱為作繭自縛的錯誤。倘若我們不說“舉賢任能”而說“精英政治”，這個在中國發明的行政措施，則成為西方的東西了。如果不說 “形似”而說“寫實主義”指涉現實的藝術描繪法，就被視為西方獨有的現象了。我這麼說當然不是忽視宋代的“舉賢任能”與十九世紀的“精英領導”的區別(比如，歐洲人接觸到中國的科舉制度以後又花了幾百年才施用于政)，而是說為了研究官制的歷史特徵，我們必須超越文化政治的範疇而承認“舉賢任能”與“精英領導”作為社會實踐，並非判若兩物，只是在不同的時代同一種社會形式會產生個別的形態。如果我們能多了解社會發展的基本動態，就能夠避免被“西方詭辯術”束縛了。

　　言論自由不是西方概念

　　這里講的“束縛”是指心理和思維方式的束縛，即把自己的未來限于西方學者所斷定的範圍。上述公共輿論的話題是個頗具啟發性的例子。過去有人說，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傳統，所以後來這種社會理想無從發展起來。還有人說言論自由是普遍性的，即使中國沒有這個傳統，但現代化的國家都有能力學習並將之用于實踐。第一個說法給中國知識分子設定了壁壘森嚴的界限，但第二個又將中國看成西方的知識統屬。如此，中國人想多發展知識資源的流通性就不得不面對相當大的西方挑戰，甚至西方知識的壟斷。

　　美國學者奧維爾?希爾在2004年《外交》雜誌發表的“中國被遮蔽的民主遺產”一文中提出，中國知識分子可以重新考慮自己的“民主傳統”。這實際上給我們就如何看待中國言論自由等公共輿論問題，提供了啟示。筆者認為言論自由的需求並非源于民族精神，而是所有近代早期的社會形式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形成的擴展知識流通性的願望，只不過是不同區域的文化資源是各異的。

　　以中國來說，古代人早已意識到抗議權利的重要性。漢文帝的詔書曾提到要重視反對者的建議，其中寫道：“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漢代也產生了全球最早的學生示威。到了近代早期，即宋代，各種交換社會資源的媒體進一步發展。信用借貸行為擴大而商品流通量也相應增加；印刷科技與新的、世俗化的文體出現了，而文化和話語(包括政治思想)也隨之世俗化和多樣化。專業化的官制與舉賢任能的任官標準發展了之後，世襲身份制度隨之衰退，而支配人才的效率提高。公共輿論與這一進程息息相關。如同信用借貸增加了商品的流通量，紙張和印刷科技促進了知識的傳播與交流，科舉制度提高了人才支配的效率，公共輿論具備了揭露有害政策的能力，並進而產生應對社會挑戰的新理論或思想路線。難怪《宋史》有不少關于“公論”(輿論)的記載，譬如《宋史 鄒浩傳》中記載，鄒浩想辭去諫官的職務，怕連累家人。其母張氏就曾慷慨陳詞：“兒能報國，無愧于公論，無顧何憂？”更多精彩內容閱讀登錄環球網（www.huanq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