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手抄本：集體越軌地下傳抄

　　“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作家張寶瑞的手抄本小說《龍飛三下江南》，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再次引發一股手抄本熱潮。

　　近幾年來，內地圖書業頻頻把目光瞄向“文革”時期的地下手抄本。此前，張寶瑞的《一隻繡花鞋》以及《一隻繡花鞋(續集)》、《陰陽銅尺》、《閣樓的秘密》、《十三號凶宅》等作品也都相繼出版，而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文革” 手抄本文存──暗流》一書，更是把“文革”時期流傳很廣的手抄本彙集成冊出版，使這些當時的“暗流”重見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裝幀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現，喚起許多人對那個灰色年代的難忘回憶，它們曾伴隨我們走過文化饑荒……

　　“梅花黨”是這樣出爐的

　　1971年夏，北京最東南的鐵合金廠。

　　正值中午,此時的太陽能把一切融化，被暴曬的廠房成了“火山”，大高爐內，鐵水沸騰，火星四濺。

　　廠房一角，一個直徑一米多的巨型電扇正發出巨大轟鳴，捲起陣陣爐灰，挾著熱浪，向人們籠罩過來。十幾個工人，把長著一張國字臉，濃眉大眼的張寶瑞圍在了場地中央，他們正在聽這位年輕的生產班長講述“梅花黨”的故事。工人們聽得入神，好像忘記了酷熱，臉上，大滴大滴的汗正“前赴後繼”──被熱風剛剛烘幹又轉眼冒出……

　　30多年過去了，現在已過天命之年的新華社高級記者張寶瑞說起這個場景還是止不住的自豪，這位“文革”手抄本文學的代表作家，至今已創作發表《一隻繡花鞋》、《落花夢》、《綠色尸體》等500余萬字的文學作品。

　　張寶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據統計，‘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種，其中我一個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廠說的那些故事算上，還可以出50多本。”

　　“神秘”的十號大院

　　北京東城區喜鵲胡同十號大院，一個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們的傳說中卻是一個“神秘的大院”。張寶瑞回憶，這是個三進院落，住著十餘戶人家。據說，抗戰期間這裡居住著一對年輕的日本夫婦，有一天，人們發現他們被人殺死在浴盆里，院子就一直無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戰勝利後，這所“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特殊的環境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氣氛，張寶瑞說：“我1953年出生在這個大院里，後來的《一隻繡花鞋》、《龍飛三下江南》、《綠色尸體》等一系列小說中，梅花黨北京總部的建築原型就是十號大院。”

　　張寶瑞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13歲時遇到的一件事。

　　有天晚上，張寶瑞急著要上廁所，廁所在後院，但隔壁住著位女精神病人，“她原是工廠的女工，因為有人誣告她偷東西，一下子就給刺激瘋了，她梳著短髮，臉上長滿了粉刺，兩眼發直，好像冒著綠色的凶光，動輒要操刀砍人。”

　　張寶瑞有些害怕，但又實在憋得難受，無奈之下，他拿起手電壯著膽朝廁所跑去。

　　“正值冬天，西北風颳得很緊。我穿過後院時，正見女瘋子的房間亮著微弱的光，裡面傳出‘嚓嚓’的聲音。我一陣陣頭皮發緊，趕緊衝進男廁所，可是門扣不上，裡面漆黑一團。我扭開手電筒，不亮，原來忘記放電池了。”張寶瑞繪聲繪色地說，“這時，身邊有牆皮脫落砸地，院子裡棗樹枯枝呼呼地響，忽然，我聽到隔壁女廁所傳來呼呼的喘氣聲，我的心都快跳了出來，眼前出現幻覺：牆上的一塊磚打開，裡面伸出一隻黑手，黑手緊緊攥著一隻鑲有金色梅花的繡花鞋……”

　　這個恐怖場景，後來成為了在“文革”期間流傳很廣的《一隻繡花鞋》里的情節。

　　不僅如此，在張寶瑞的手抄本小說中，有著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龍飛、美麗多變的白家姐妹……這些也都可以在十號大院找到原型。

　　“左鄰唐家，戶主原是開灤煤礦的資本家，滿頭銀髮，長得威嚴陰冷。他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厚道謙和，二女兒文雅恬靜，三女兒比較摩登。她們後來就成為我小說中白家三姐妹，白薔、白薇、白蕾。”

　　張寶瑞還透露說，實際上，“龍飛”寫的就是他自己，當時的他和“龍飛”一樣，憧憬美好人生和真摯愛情，唐家二女兒，是他當時的“夢中情人”，對愛情的嚮往，處處投射在他的筆下。

　　年輕的“故事大王”

　　1969年，只有16歲的張寶瑞被分配到北京鐵合金廠工作。此時的張寶瑞，“能侃”的天賦開始顯現，他能就著一個事物，編出一段離奇的故事，並且還是現編現說，“根本就不用寫草稿，故事開頭剛起，結尾就差不多在腦中了”。

　　對這個天賦，張寶瑞有些得意，“記得有一次吃飯，正好遇見評書大師單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三個多小時，旁邊的人都聽傻了。”

　　1970年，張寶瑞在廠里當上生產班長，憑藉編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們的“國寶”。

　　“廠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別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為班長，為了要調動大家幹活兒的積極性，就給他們編故事，個個把眼睛瞪得溜圓聽。”

　　休息結束，張寶瑞就趕緊結個扣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大家抄傢伙幹活了！”

　　于是，精神抖擻的工友們吆喝一聲，在期盼中，等著下一次休息趕快來臨。

　　張寶瑞說：“編的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們聽了之後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願意聽。聽完結束後，膽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廁所，幹脆就在爐下方便，爐下經常冒出一片臊氣，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手抄本就這樣流傳

　　從1971年開始，張寶瑞開始寫他的“梅花黨小說”

　　每當夜幕降臨，張寶瑞就會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奮筆疾書。

　　“在離葡萄架不遠的地方，有一株母親栽下的白丁香，花開的季節，飄來淡淡的清香，夾雜著棗林的氣韻，灰色的舊屋頂籠罩在黛色之中，偶爾傳來灰喜鵲的叫聲，此情此景，刺激我能想像出很多的故事，一天能寫出幾千字。”

　　這一年，張寶瑞把給工友們講的梅花黨的故事理順，寫了一部四萬多字的中篇小說，取名《一隻繡花鞋》，然後給親朋好友們傳看，一時轟動。

　　張寶瑞記得一年冬天，他的一個叫魏彥傑的工友，仔細翻看他寫的《一隻繡花鞋》，大風捲起爐灰，在他衣服上鋪了厚厚一層，他竟全然不顧，成為了一個“土人”。

　　這一幕，張寶瑞說會“銘記一生”，它成了張寶瑞繼續創作的動力。

　　1974年夏，張寶瑞把三年里給工友講故事時的內容又加入到《一隻繡花鞋》中，把4萬字的小說擴充為一部12 萬5千字的小說，用圓珠筆工工整整抄在日記本上，再次拿給人們傳閱，這一次，引起的轟動更大。

　　後來，這部小說被筆筆相傳，抄送到了更大的範圍，“通過各式各樣的路徑，被在內蒙古插隊的哥哥帶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當兵的表哥帶到了新疆，又到東北軍墾，被在山西、陝西插隊的同學帶去了黃土高原……”

　　就這樣，通過一支支簡陋的圓珠筆、一盞盞搖曳的油燈、一本本印有天安門圖案的日記本，通過千百萬雙手的傳遞，《一隻繡花鞋》被越抄越廣，最終，“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

　　張寶瑞說：“這世間，許多東西可以沒有，許多東西可以被毀滅、被剝奪，但是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不會放棄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偉大的文學作品和真實的歷史記載應該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正在這裡。”

　　梅花鞋主：手抄本是一種群體勞動

　　由于近幾年手抄本小說的暢銷，張寶瑞得了個“梅花鞋主”的稱呼。在他的家裡，處處也暗示了這個“鞋主”的身份，房裡兩種裝飾最多：繡花鞋和鍾馗──正對門廳的“牆”上嵌著三株梅花，中間一株隱藏著一隻繡花鞋，其實是個暗門。推開門，一個名副其實的書房出現在眼前：書從地面到天花板，堆滿了整個房間，幾隻紅色繡花鞋散落在書堆上。

　　《週末》：您認為“文革”手抄本為什麼會流行？

　　張寶瑞：手抄本流行時間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據統計當時流傳有300多種手抄本。在“文革”初期，大家都忙著串聯武鬥，別的事情完全考慮不到。進入上世紀70年代，群眾的生活稍微安定一點，就需要一定的精神生活，開始表現出對文化的渴求，但是當時文壇是百花衰敗，沒有什麼文學作品，于是民間口頭文學不脛而走，各種手抄本應運而生。它是特殊歷史時期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

　　《週末》：您覺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何在？

　　張寶瑞：“文革”期間流傳的手抄本，實際上是對“四人幫”文化專制的一種叛逆行為。由于當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長期的傳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實際上是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的文學創作，它反映了人們不甘被禁錮的思想，對人性、個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賦予了受難而頑強的那一代中國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懷。

　　《週末》：在那個年代，像您這樣寫手抄本小說的作家們要冒多大的風險？

　　張寶瑞：危險很大，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常常說這些手抄本作家很可愛。首先你得冒政治風險，不能與上面路線衝突，張揚就因為《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出獄。還有的手抄本小說被扣上宣傳“愛情至上”“人性論”的帽子，數次遭到大面積大規模的查抄，無論是寫作還是傳抄都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我常常開玩笑說那時的手抄本是抄寫“自由主義”，發行“地下活動”，現在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閱讀，在當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