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揚與柏林愛樂

1958年1月17日，卡拉揚在金斯威大廳錄音（Erich Auerbach 提供）

　　接任柏林愛樂前後

　　1954年富特萬格勒謝世。誰作為他的繼任者成了熱門話題。在所有候選人中，卡拉揚的位置最有利。漢斯•克納佩茨布什無意擔任終身職務；埃里希•克萊伯因為曾在柏林“蘇區”工作過而使人們對他的興趣銳減；時任漢堡愛樂指揮和拜魯伊特首席指揮的約瑟夫•凱爾貝特(Josef Keilberth)又因年紀太大而難于被列作認真考慮的對象。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1945年，一個名叫列奧•博查德(Leo Borchard)的人承擔了重建柏林愛樂的重任。他死後，一個名叫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Sergiu Celibidache)的一流指揮接手領導樂團，直到1952年富特萬格勒返回為止。切利比達凱是羅馬尼亞人，是同卡拉揚競爭這個職位的強勁對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幹和吸引賣座率兩方面都足可以與卡拉揚匹敵。但他也太過輕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萬格勒墓前語出不敬，說富特萬格勒死得及時，因為他實際上喪失了聽力。富特萬格勒遵醫囑曾服用麻醉藥物，確實影響了聽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樂圈，切利比達凱的言辭難免對他產生不利的影響。何況卡拉揚占國籍之利，又有維也納、柏林、薩爾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1955年訪美演出美方主辦者的支持，使他終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這份工作。

　　卡拉揚說，自從他1938年4月9日首次指揮柏林愛樂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為供他指揮的樂團。他自小長大就聽的是一流水准的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它的高水准樂音使他樹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標準。後來，當他作為一名年輕指揮在樂壇起步時，指揮的是學校樂隊，其後是德國各小城鎮的劇院的小樂團以至小樂隊，竭盡自己的全力去幹。那是一條好的、或者說是最好的學習途徑，但是，站在指揮台上他總不滿意，腦海里回響著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樂音。後來指揮柏林愛樂，他才終于圓了自己的夢，找到了由漢斯•馮•彪羅、阿圖爾•尼基什和富特萬格勒等著名指揮家所創造的、比他夢想的水准還更高的樂音。

　　而他獨踞柏林愛樂的雄心則過了將近二十年才變成現實。那是動亂的、前景難卜的十多年。一來富特萬格勒對迅速崛起的卡拉揚嫉妒得要命，除偶爾一點機會外，老人完全不讓卡拉揚染指柏林愛樂。再則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治給歐洲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浩劫，使音樂、藝術乃至整個文明生活幾近停頓，就算說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揚下賭注似地把自己綁在希特勒的戰車上，差點兒毀了他不停追求的藝術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揚的最大優勢之一。他談及指揮家的教養，認為天資、勤學和苦幹精神都是事業的必備條件，並得出結論說“現實生活中，極多的人都沒有毅力堅持、學習，還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揚的耐心得到了回報。1954年11月30日傍晚，他和安德烈•馮•馬唐尼住進羅馬的攝政飯店，換罷衣服出去用餐。馬唐尼離開餐廳去買了份報紙，只見頭版上赫然一則訃告：富特萬格勒因患肺炎長期醫治無效逝世，享年68歲。當晚從維也納發來一份電報，沒有署名：“國王駕崩。國王陛下萬歲。”

　　忙忙碌碌的聯絡交涉開始了。“電話忙得不可開交”，卡拉揚回憶說。

　　卡拉揚說，柏林愛樂的經理在富特萬格勒去世前就與他接觸。“當然，他對富特萬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鑒于富特萬格勒行將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綢繆。萬一等到最後一刻而我又不能應聘，那他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所以他對我說：‘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你願不願意來我們樂團？’我答應了他，但囑咐他不要聲張。”

　　“事實上，在富特萬格勒去世的當晚和次日凌晨兩點，我曾接到哥倫比亞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頓斯從紐約打來的電話，他想讓我知道，富特萬格勒同哥倫比亞公司簽有率團訪美演出的合同。他說，若要繼續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揮，否則他將宣布該合同取消。我的答覆是，只有在柏林愛樂指定我為富特萬格勒的繼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點是明確的：我不能以試用的身份，而只能以樂團未來指揮的身份赴美。”

　　“他們說：‘那當然，那當然。’於是我就去指揮樂團排練了。兩個星期過去了，他們的許諾顯得有點像是謊言。柏林參議院的成員又沒聚齊。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這個職位，可他們說要看我訪美演出的結果再做定奪。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這份工作。所以我給柏林市長魯伊特挂了個電話。他並不能任命我，任命權在參院，但我向市長建議就訪美一事開個記者招待會，請他在招待會上當中向我提問，問我訪美歸來後會不會接手樂團。我們照這樣辦了，他問我時，我回答非常樂意。有時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險。”

　　“還有，我必須讓自己從斯卡拉歌劇院的合約中脫身。我們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納的《指環》的。要得到柏林愛樂，這頭就得放棄。於是我去見了總監。我告訴他只要他說聲‘不’，我就絕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對他說；‘如果你放我，我會感激不盡。不讓走，這事就算忘掉，我仍將信守我們的合同。’他說這是終身難逢的機會，於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間，樂團選舉卡拉揚為他們的新音樂總監。返回柏林後，這一任命得到了參院的批准。接下來便是合同之爭。“我告訴他們我必須擁有選擇經理的權利，”卡拉揚說。“他們說哪怕是富特萬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權。我知道他們是在撒謊，因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萬格勒的合同副本。我還對他們講，合同必須寫明我這音樂總監是終身之職。除非我知道自己不會被撤換，我才可能全副熱情地投入工作。我還說，要是他們覺得簽終身合同有難處，寫成99年也成。這對他們來說是破天荒，他們從來還沒有簽過什麼‘終身合同’。磨了12年合同一事才最終達成協議，所以在樂團工作頭12年我根本就沒有合同。我等待著，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實現。”

　　於是，卡拉揚同柏林愛樂間的“戀愛”大功告成。爭論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貞和互敬讓位於懷疑和不信任，這就是音樂圈內的事務關係。但最重要的是，這“婚姻”美滿地持續了下來。算起來，卡拉揚同柏林愛樂已聯手度過了28個輝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會把它收入自己的記錄。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兩者的名字已融為一體。偉大的小提琴家梅紐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寫道：‘有些指揮家，他們自己的名字與樂團的名字已成為同義語，他們在創造作品的同時，也創造了這一珠聯璧合的奇觀……卡拉揚同他的柏林愛樂就是如此。’有人曾問小澤征爾他認為卡拉揚對音樂的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麼，小澤征爾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愛樂的關係；如此水乳交融的結合令人驚嘆──用了他整整25年。”

　　這一奇觀的又一反映是團員的收入，柏林愛樂團員們的報酬比全世界任何樂團都高。他們的工資本來就相當可觀(比德國其他樂團的團員高出10%到15%)，加上其他收入還要翻上一番：他們灌唱片、上電視、拍電影、參加特別演出(如復活節音樂節，報酬甚豐)、教課、演出獨奏等不一而足；還參加各下屬音樂組織，以他們響當當的名氣為其增添份量。僅柏林愛樂內部就有13個組織：三重奏組、四重奏組、室內樂團、銅管樂隊、“十二人大提琴組”，甚至還有低音提琴組。由於冠有“柏林愛樂”的頭銜，這些組、團演出的票房情況都非常之好。其中許多還灌錄了唱片。柏林愛樂十二人大提琴組還于1983年出了一張《披頭士歌曲選》，這是他們發行的第五張唱片。他們跟別的演出小組一樣，生意應接不暇。正是這些組織構成了卡拉揚與樂團之間存在的問題的實質性部分。不過也並不總是那麼嚴重。1977年，梅紐因寫道：“卡拉揚護著他的團員，確保他們有豐厚的報酬和高品質的樂器，鼓勵他們各自組織室內樂演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他們的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