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和大幸

　　作者：李銳

　　十六年前，耀邦溘然長逝。我在悼文中說過，這是當代中國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為師、為友、為長者、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

　　其實，我還有一句話當時沒有說而后來常與人說：中國出了個胡耀邦，共產党里出了個胡耀邦，這又是中國的大幸。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剛剛走出“文革”動亂，卻依舊被極左陰霾和桎梏所籠罩所禁錮。沖破陰霾和打破桎梏的，是那場振聾發聵的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和冤假錯案的大平反。這兩件大事都是耀邦發動、領導和全力推動的。他以非凡的勇氣，破冰般打開思想解放的局面，這才有了改革開放的大潮。這不是中國的大幸嗎！

　　然而，說他是中國的大幸還不止于此。從投身革命到最后辭世，耀邦在党內生活了六十年。對這段漫長而沉重的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對當代中國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結果，使他形成了許多反映和順應人類文明主流的思想、觀點和理念。耀邦認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党和國家生活應該正常化、民主化，必須杜絕家長制、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要愛護知識分子，盡力發揚知識分子的才能；總之，應當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則，吸取人類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提出和實施的許多政策主張，尤其堅持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同步，都體現出一種超越原有意識形態的人類普適价值。即便發生一九八七年的“辭職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個共產党的最高領導人，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思考國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說絕無僅見，至少是鮮見的。這難道還不是中國的大幸嗎！

　　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80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于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不是大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