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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企業主獲國家賠償,又因同一案件被移訴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4月14日 19:00   鳳凰網

在獲得檢察院的國家賠償十個月後,公安機關再次以同一案情向作出國家賠償的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曾被湖南省政府授予“湖南省鄉鎮企業家”稱號的李良毛,近來面臨着一場一波數折的“詐騙犯罪”指控。

8年前,爲響應國家淘汰落後產能的號召,“幹了半輩子企業”的李良毛,將自己在湖南衡陽祁東縣的造紙廠和水泥廠關閉。在申領到國家300多萬元補貼資金不久後,李良毛被控虛假申報,涉嫌詐騙犯罪被捕。縣檢察院後將案件退回公安,又被“疑罪從掛”數年後,李良毛獲得縣檢察院因其被羈押57天的國家賠償金。

當李良毛繼而要求返還之前退回的200多萬國家補貼金時,2018年11月,他等來了公安機關再次以涉嫌詐騙對他的偵查和移送審查起訴。

一邊是檢察機關視案件已終止偵查,並根據國家賠償新規給予賠償,一邊卻是公安機關重啓偵查又將案件移送到了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李良毛無法理解這種“司法錯位”。

多名專家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李良毛面臨的“國賠後再追訴”的情形着實罕見,2016年1月1起實施的“兩高”關於刑事賠償的司法解釋,明確“疑罪從掛”可獲國家賠償,其目的便是充分發揮刑事賠償制度的倒逼功能,防止權力濫用。專家認爲,在對“疑罪從掛”案件進行賠償後又“一事再訴”,公安機關是否有權再次啓動立案偵查或者補充偵查程序?“法律沒有規定,學術研究也不足,其正當性值得進一步論證。”

祁東老闆李良毛站在已經被拆毀的廠房前說:“設備拆了,廠子倒了,落後產能實實在在淘汰了,爲何國家補貼的錢都要退?” 本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譚君攝

“淘汰落後產能”

今年70歲的李良毛,一生的高光時刻在1998年。

這年夏天,他擔任廠長的祁東編織袋廠迎來了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等領導的視察。彼時,國家號召各地興辦鄉鎮企業。農村裏的“能人”李良毛將編織袋廠辦得遠近聞名,特色突出。

這年,李良毛被授予“湖南省鄉鎮企業家”稱號,又當選湖南省鄉鎮企業(家)協會第二屆理事,評選爲優秀縣人大代表。這一時期,李良毛還陸續接手縣磷肥廠、縣氮肥廠。

2001年,曾經在湘東南聞名的祁東縣造紙廠面臨倒閉窘境。“當時縣領導找到我,說(造紙廠)送你也好,賣你也好,你適當給(政府)一點錢,把它搞起來。”李良毛回憶,他在給了政府十多萬元錢後接手了祁東縣造紙廠。

李良毛說,2002年,他投入300多萬元給造紙廠修了辦公樓和圍牆,在生產了幾年的磷肥後,2005年,李良毛買了新的造紙設備,準備大幹一場。

李良毛還與幾位股東出資買下磷肥廠的一個車間,辦成了祁東縣三陽水泥有限公司。2008年,三陽水泥廠向銀行貸款400萬元生產。

但一項國家政策打破了李良毛兩家鄉鎮企業的“振興”計劃。

2008年6月,祁東縣政府下文,稱根據省、市文件精神,決定對全縣生產能力1萬噸以下的造紙企業一律關停。祁東縣造紙廠在22家關停企業之中。2011年5月,祁東縣政府又下文,稱根據上級精神及出於對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安全隱患突出等問題的考慮,決定對包括三陽水泥廠在內的17家企業一律淘汰。

這一系列關停舉措,被稱爲“淘汰落後產能”。爲促進這項政策的落實,中央財政配套了相應的獎勵資金,並先後出臺兩份文件對資金的使用予以規範。澎湃新聞查閱,一份是由財政部經濟建設司於2007年5月出臺的《淘汰落後產能中央財政獎勵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一份是2011年4月出臺的《淘汰落後產能中央財政獎勵資金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由財政部、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的能源局三家共同發文。

二者的區別是,前者只要企業主動淘汰,且符合獎勵範圍,由中介機構覈實產能,經公示無異議,即可發放企業淘汰落後產能獎勵資金;後者則增加了“工商營業執照”和“近三年正常生產”等幾大門檻。

李良毛的命運也伴隨這項補貼政策的改變而改變——因在申報過程中出現變造、僞造材料的情況,他從光榮的鄉鎮企業家,變成“詐騙犯罪”嫌疑人。

國家賠償
但李良毛從來不認爲自己構成詐騙犯罪,並因此不斷投訴。

祁東縣政府官網“書記信箱”的回覆呈現了李良毛案的“基本案情”。祁東警方稱,2008年-2011年,祁東縣三陽水泥有限公司、祁東縣造紙廠法人代表李良毛,通過僞造申報資料,共騙取淘汰落後產能中央財政獎勵資金366.5萬元,其行爲涉嫌詐騙罪。

祁東縣公安局經偵大隊稱,根據祁東縣紀委移送的線索查明,2008年9月和2011年2月,李良毛分別以縣造紙廠和三陽水泥公司的名義作假申報資料,並把相關的虛假申報資料報送到縣經信局、縣財政局,分別獲得了中央財政劃撥淘汰落後產能獎勵資金276.5萬元和90萬元。

警方的回覆還顯示,祁東縣財政將兩筆中央財政資金劃撥給李良毛的造紙廠和水泥廠時,縣財政局分別“調控”了35萬元和18.2萬元,李良毛實際獲得資金241.5萬元和71.8萬元。

但李良毛否認曾虛假申報詐騙國家資金,“我沒有作假,具體申報材料是會計做的,都是按縣裏要求來的”。其介紹稱,當時祁東縣經信局下發了一個樣本,要求企業根據他們的要求填材料。“2008年4月,縣裏開會,縣領導明確表示,要縣各個局支持配合我們企業申報。我當時還補繳了三年的環保稅35萬元。申報搞了幾次,因爲政策在變,縣裏根據新的規定要求申報材料。”

澎湃新聞從權威渠道獲得的一份由祁東縣經信局出具的材料顯示,李良毛等人之所以被司法追訴,線索源自審計部門對祁東縣淘汰落後產能工作的審計。而該材料中也稱,該縣淘汰落後產能獎勵資金專案在認識與處理、政策與法律層面存在較多爭議,集中體現在“企業申報資料不等於企業獲取獎金的決定性因素”、“套取不等於騙取”、“虛假申報不等於詐騙犯罪”、“管理辦法不等於暫行辦法”等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三大涉產權案之一的張文中案確立了一個新的裁判規則,即申領國家補貼類詐騙案件,必須考察‘社會目的是否落空’”,李良毛的辯護人、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劉長說,李良毛所申請的淘汰落後產能獎勵金本來就是給民企的,且是定向給予在政府文件目錄中確定要被淘汰的企業,而李良毛的“產能”——廠房、設備,確實也被淘汰了,國家發放獎勵金的社會目的也就實現了,不應是詐騙犯罪。”

在“罪與非罪”的爭議之中,李良毛案第一次被公安移送後,檢察機關踩了一腳“剎車”。

相關司法文書顯示,李良毛因涉嫌詐騙罪於2013年10月11日立案,同日被刑拘。同年12月6日,在交了兩萬元保證金後,李良毛被取保候審,一共被羈押57天。一年後,取保候審期滿,祁東縣公安局將李良毛以詐騙罪移送起訴到祁東縣檢察院,後被檢察院退回。此後,取保候審屆滿又過了一年,李良毛仍未被起訴,他認爲自己被羈押屬於典型的錯案,於是開始申請國家賠償。

在他的申請之下,2018年1月16日,祁東縣檢察院決定對李良毛進行國家賠償。賠償決定書稱:“賠償請求人於2013年12月6日被祁東縣公安局變更強制措施爲取保候審後釋放,取保候審法定期限屆滿以後,辦案機關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視爲終止追究刑事責任,故賠償請求人李良毛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李良毛曾榮獲“湖南省鄉鎮企業家”稱號。

又要移訴

國家賠償決定書顯示,支持李良毛獲得國家賠償的關鍵條款,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的第二款、第三款。

該司法解釋條文列舉了屬於國家賠償法規定的“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6種情形,其中第三款表述爲:“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法定期限屆滿後,辦案機關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這一情形也被視爲屬於國家賠償法規定的“終止追究刑事責任”。

上述司法解釋於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被稱爲“疑罪從掛”國家賠償新規,實施時廣受關注。法制日報發文稱,該《解釋》明確了“疑罪從掛”案件受害人有權獲得國家賠償,推進了中國刑事司法賠償範圍的擴大,實現了從“賠無罪”到“賠疑罪”的跨越,也有力地阻卻了“不處理、不放人”的現象。

然而,對於李良毛來說,他的憂慮並未伴隨國家賠償而結束。

賠償決定書顯示,祁東縣檢察院還查明,李良毛於2013年12月至2017年6月,五次分別被祁東縣紀委收繳了30萬元、10萬元、30萬元、141萬元、30萬元,共計241萬元。

祁東縣檢察院最終賠償李良毛失去人身自由57天的賠償金1.47萬餘元,對其要求賠償精神撫慰金5000元不予支持,對李良毛要求返還被祁東縣紀委追繳的241萬元及其利息的請求,檢方稱,“對241萬元資金進行追繳的機關不是行政機關或者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故對其請求不予支持。”

李良毛告訴澎湃新聞,此前他獲得的國家補貼資金,立即就轉走用於償還企業借款以及安置職工,“後來紀委不斷找我退錢,我陸續借款241萬元退給他們。”但他對此並不服氣,“廠子也關了,設備也毀了,生產也不可能再搞了,國家給的錢爲啥要退?”

因此,李良毛開始向有關部門討要241萬元“獎勵資金”,2018年成了李良毛的“上訪年”。然而,資金並沒有退回。獲得國家賠償十個月後,李良毛面臨新的“牢獄之災”。

2019年1月,李良毛突然接到警方通知,要他去體檢。祁東縣公安局於2019年1月8日聘請衡陽市中心醫院,對李良毛是否適合羈押進行鑑定。時年70歲的李被檢查出患有多種疾病,警方未對其收押。

但這未影響祁東縣公安局再次對李良毛案重啓偵查。2018年11月29日,祁東縣公安局將李良毛以詐騙罪第二次移送起訴到祁東縣檢察院。之後,檢方審查起訴之後,認爲案件證據不足,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祁東公安補充偵查後,於2019年3月25日,第三次將該案移送檢方。

“案卷材料顯示,偵查機關此次移送的事實和罪名與此前完全一樣,涉嫌的所謂犯罪事實和主要證據均來自此前的偵查,再次補充偵查後的所謂新證據,也僅僅是幾份情況說明,以及與此前差別不大的證人證言,可以說既沒有新的證據,也沒有新的事實。”李良毛的辯護人劉長說。

一邊是檢察機關視爲案件已終止偵查,並給予國家賠償,一邊卻是公安機關重啓偵查又將案件移送到了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李良毛也無法理解這種“司法錯位”:“國家賠償不算數,刑事追訴還可以再來一遍?”

李良毛展示曾經獲得的榮譽證書。

新規後的“模糊”?

對於李良毛獲得國家賠償後爲何被再次移送檢察機關,4月13日,澎湃新聞聯繫到祁東縣公安局局長肖喬峯,得到的答覆是:因爲有紀律要求不便接受採訪。

而李良毛面臨的“再次移訴”的罕見情形,引起多名法學專家的注意。

知名刑辯律師、湖南大學法學院副研究員鄧祥瑞認爲,“檢察機關已經進行國家賠償,表明司法對公安之前的偵查已經作出否定性結論,公安現有行爲有違司法終結性,存在不可逾越的法理障礙。”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教授羅萬里告訴澎湃新聞,對於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的違法行爲包括終止刑事程序、撤案等,檢察機關有法定權力監督。國家賠償法對‘掛案’的賠償規定,無疑是非常好的制度,倒逼司法機關規範辦案、制約公權力的濫用。但是在檢察機關按照《解釋》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時,其對公安機關行爲的審查僅僅是形式審查,並非實體上的審查,實體上案件當事人可能構成犯罪,但檢察機關此次並未進行審查。

“但在這樣的案件中,公安機關可否以同一事實和理由重啓追訴程序、再次進行偵查?這一塊是模糊的,刑訴法和國家賠償法都未規定。”羅萬里說。

對“模糊”一說,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表示認可。“公安機關在檢察機關作出國家賠償之後,其上一次立案的效力是否耗盡,其是否有權再次啓動立案偵查或者補充偵查程序?法律沒有規定,學術研究也不足,其正當性值得進一步論證。”

羅萬里介紹,《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規定,公安機關撤銷案件以後又發現新的事實或者證據,認爲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重新立案偵查。對於犯罪嫌疑人終止偵查後又發現新的事實或者證據,認爲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繼續偵查。

該規定表明,公安機關對於已經終結的案件有重新立案或者繼續偵查的權力,但是“新的事實或證據”,“應當是主要的、影響犯罪構成的事實和證據”。張建偉認爲,“‘新的證據’應當是實質上的新的證據,如果再找原來的證人提供相同或相似的證言,表面上是新的,但實質而言,仍然不屬於新的證據。”

三位專家一致認爲,在刑事追訴程序已經被視爲終結的情況下,辦案機關再次追訴,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行政訴訟法裏,行政機關在行政行爲被撤銷後,亦不得以同樣的事由作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爲,舉輕以明重,公安更不應以同樣的事由再次啓動追訴。”鄧祥瑞說,這會令當事人陷入司法的焦慮和恐懼之中。

張建偉介紹,“同一罪行不能重複起訴和審判,除非做對當事人有利的變更,這是國際通行的標準。在我國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模糊地帶,辦案機關的重複追訴應當高度謹慎,尤其是檢察機關已經作出賠償決定的情況下,公安機關的再次偵查容易被懷疑是對檢察機關處理的不服氣,是對當事人的打擊報復,其行權缺乏正當性,易引起社會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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