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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啥沒啥”的中國師資博士後 未來在哪裏?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6月11日 22:35   僑報

【僑報網綜合訊】實行4年後,最初設立師資博士後制度的浙江大學取消了該制度,然而如今實行這一制度的中國高校越來越多。

近日,有學者在博客發表文章稱,有些高校的師資博士後開始變味兒。

師資博士後制度是將部分博士後納入師資隊伍管理的一種制度。在該制度誕生14年後,它引起的爭議跟走進這一制度的人數一樣節節攀升。

將博士後的培養跟師資選用結合

樑駿逛某個學術論壇時,看到有人發帖諮詢是否要做師資博士後。他毫不猶豫地回覆:不要去!

樑駿短短几個字的回覆,也是對其3年師資博士後生涯的概括。

近幾年來,在諮詢師資博士後事宜的帖子下,類似的回覆數不勝數。“過來人”向後來者發出警告。

北京《中國青年報》12日報道,2014年,樑駿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博士畢業後拿到家鄉省會城市某高校的offer。就在簽約前,負責招聘的老師告知他:年輕老師必須要有博士後經歷。校方態度很明確:如果不做師資博士後,就不能簽約。學校承諾,等他師資博士後出站後就可以直接聘爲講師,不設任何門檻。

樑駿入職之後,院長找他談話。這一次,條件又變了:樑駿必須拿到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並要發表一篇SCI論文。樑駿發現,院長提的幾條要求,是該校聘任副教授的標準。樑駿感覺自己騎虎難下,因爲找工作的時間已經過了……

幾乎與此同時,跟他同年應聘該校講師的博士畢業生吳婧也有類似的遭遇。吳婧回憶,學校先是承諾聘任她爲講師,後來改口要求她先做師資博士後、等出站後自動轉爲講師。等她再接到教學祕書的電話時,考覈條件變成了拿到兩個省部級課題。她與學校簽約時,條件又變成拿到國家級課題,或是在指定的社科領域頂尖刊物上發表論文。

樑駿和吳婧找工作的時候發現,海歸博士往往可以直接拿到教職,而像他們這種國內高校畢業的“土博士”就要面臨師資博士後這一關。

師資博士後制度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學爲解決新進教師水平參差不齊的問題而設立的。

2005年4月,浙江大學率先推出師資博士後制度。時任浙江大學人事處副處長劉繼榮曾在《師資博士後制度的探索與實踐 》一文中提出,“新補充的青年教師……教學和科研的實踐經驗和創新能力還顯不足”,另外,“儘管學校對新進人員實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管理方式,但是‘能進不能出’的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流轉機制並未有效地建立起來”。

如今擔任浙大人事處處長的劉繼榮回憶,當時想由此讓博士後提前進入教師預備隊,也想通過延長考察期將博士後的培養跟師資選用結合在一起。師資博士後比普通博士後入選門檻更高。比如除了學術能力之外,還會考察語言表達能力,以便爲未來執教做準備。師資博士後除了科研工作之外,也要承擔一些教學任務。與高門檻相對應,師資博士後的待遇也高於一般博士後。

這一制度實施的第二年夏天,新校長到任。這位來自清華大學的新校長調研了浙江大學的人事隊伍,發現“本地化現象嚴重”,不乏有導師讓自己的博士生畢業後繼續留下做師資博士後,進而留校任教。2008年年底,浙江大學最後一名師資博士後進站,這一制度終止。

這一制度誕生之初,中國跟進的學校並不多。但在浙江大學終止這一制度之後,師資博士後制度在中國其他高校方興未艾。2014年,據統計,截至當年4月底,中國共有37所高校實施師資博士後制度,絕大多數爲985、211高校。

 

4月23日,“雲南省2019屆綜合類高校畢業生和畢業研究生雙向選擇洽談會”在雲南大學呈貢校區舉行,雲南大學及周邊高校的近1.2萬名畢業生到場參會。(圖片來源:中新社)

“科研就是生活”後仍成爲了炮灰?

樑駿進站後不久,就發現他的合作導師對他幾乎不聞不問,甚至明確告知他:我們各做各的。而自己的全部研究工具,就是一臺電腦。

沒有科研條件,自然也很難發表論文。樑駿進站3年,只發表了一篇SCI論文。而學校要求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樑駿連續兩年都沒能申請到。第二次落選後,樑駿慌了。他自知留任的希望渺茫,於是趕緊尋找工作機會。

博士後第三年,到了發工資的日子,樑駿沒有收到錢。他被告知,國家只給博士後發24個月的工資,至於他在這之後怎麼生活,學院不管。而就在這之前的幾個月,樑駿的女兒出生了。

樑駿不是個例,很多師資博士後面臨量化的考覈指標:在兩三年裏,拿到什麼檔次的基金、發表什麼水平的論文。

江蘇某高校教授楊鳴說,雖有“師資”之名,自己所在學校的師資博士後卻不需要承擔任何教學任務。

至於論文的質量,楊鳴頗有微詞:“(那些論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理論上沒突破,在實際上也不能結合應用,就是在跟熱點。”他認爲,唯一的好處就是“學校的GDP績效上去了”。

吳婧的經歷反映了另一面。她的專業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不需做實驗,也無須仰仗合作導師提供研究資金。兩年多的師資博士後期間,她的聘任指標都達到了。吳婧希望向學校申請教師週轉房,工作人員建議她先轉聘爲講師再提交博士後出站報告,以便節約時間。但院長、書記都拒絕了這一要求。吳婧後來在另一所211大學拿到了教職。

拒絕了師資博士後邀請的博士史超感覺,近年來,師資博士後制度有點變味兒了。他曾在美國訪學一年,他發現,美國的助理教授有獨立招博士生的權力,還有自己的科研用房。而中國的師資博士後就只能是別人團隊中的一員,連招碩士生的權力都沒有。“我不反對他給我們提高標準,我也不反對他要基金要項目,但是你不能讓我去憑空做這些事情。要待遇沒待遇,要學生沒學生,要團隊沒團隊,要實驗室沒實驗室,我怎麼做?”

江蘇某高校教授楊鳴認爲,這個制度對學校的確有好處,“高大上的成果上去了”,但對師資博士後來說,他們在這個年齡段往往已經結婚,爲了留校,身體健康、家庭都會受到影響。他所在學校的一名博士後雖然已經成了家,但生活狀態跟單身時差不多,“一天到晚泡在實驗室,神情一直很嚴肅,生活就是科研,科研就是生活”。

越來越不缺的博士,前路依舊渺茫

這些年,博士越來越不是“稀缺產品”。劉繼榮在浙江大學負責人事工作多年,他記得,20年前,就連博士後跟配偶兩地分居的問題,國家都會出臺政策予以解決。

但自2013年以來,中國高校每年約增加3萬名專任教師,而每年博士畢業人數則有5萬多名,且仍有增加趨勢,另外還有三四十萬名留學返華人員。博士們往往期待畢業後進高校、做研究,但是供大於求的狀況已經持續多年,於是博士後這種臨時性崗位,就成爲博士就業時的一大選擇。

劉繼榮說,實施師資博士後制度之前,浙大已開始實行“非升即走”制度,師資博士後制度實施後,兩個制度銜接在一起——如果師資博士後未能在博士畢業6至7年之內晉升爲副高職稱,就要面臨淘汰或轉崗。但被淘汰的人,往往不是水平不夠,而是受職稱比例所限。

但劉繼榮認爲,不同的高校有各自的發展階段,對於成長中的地方高校來說,師資博士後制度對於其人才隊伍建設仍然很有意義,但是在實行的過程中一些變味的情況,會讓青年人才感覺不太舒服。

樑駿有幾個博士同學到廣州某名校做師資博士後,他發現,幾年下來,只有一個人成功留校。如今,只要有學弟學妹向他諮詢做師資博士後的事情,樑駿都會極力勸阻。

吳婧則期盼:“我不希望看到大家博士畢業後學術道路太艱辛,或者是像我這樣經歷這麼多挫折。”

然而,在“雙一流”時代,師資博士後面臨的形勢可能更嚴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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