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首頁  |  新聞  |  時尚  |  大陸  |  臺灣  |  美國  |  娛樂  |  體育  |  財經  |  圖片  |  移民  |  微博  |  健康

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如何定罪量刑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1月11日 00:50   中國新聞網

  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如何定罪量刑

  編者按 “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無論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還是讓人民羣衆增強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都需要通過案件來實現,特別是辦理質量高的典型、疑難案件作用發揮更爲顯著。新的一年,本報特設“實務·案例”版,意在剖析典型案件,努力提升服務司法辦案專業化,歡迎廣大檢察人員提供典型、疑難案例分析文章。本期聚焦的是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案件的證據收集、證明標準與法律適用等問題,敬請關注。

  研討問題:

  交通肇事逃逸的證據標準

  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的因果關係

  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情形的法律適用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9日21時30分,被告人李某某駕駛制動性能不合格的重型水泥罐車沿城市外環線由西向東行駛至某路口附近,遇步行橫過馬路的張某某,由於李某某採取措施不當,將張某某撞倒。李某某停車看到張某某倒地不起後,即駕車駛離現場,後將車輛停靠距事故現場100米處非機動車道上。21時45分許,周某某駕駛一輛輕型貨車又將張某某碾壓,後周某某駕車駛離現場。21時55分,張某某同鄉報警,交警隨後到達事故現場,現場勘查完畢後,在距離肇事車輛30米處路邊發現李某某,將其傳喚至公安機關。某市司法鑑定中心對張某某屍體進行鑑定,認定張某某被貨車碾壓時處於生存狀態,因顱腦損傷合併胸腹臟器損傷死亡。其中,對於李某某的責任,該市某交通大隊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李某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張某某不承擔事故責任。

  典型案例傳真

  明確證據標準 完善證據體系

  □陳賽

  ◎公訴人要將案件焦點集中在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上,充分利用退查、自查方法,圍繞逃逸、致死、因果關係、介入因素等方面展開完善證據工作。

  ◎明確認定事實的證據標準、適用法律的法理標準,梳理出完整的證據體系,明確認定法定情節的法律依據。

  ◎檢察機關要將庭審訊問與舉證相互結合,證明犯罪。對於被告人當庭辯解違背常理部分,無需追求被告人當庭改變供述而承認公訴人的指控,在庭審訊問時能夠明確被告人客觀行爲構成即可,待舉證環節可以綜合全案證據進行證明。

  【要旨】

  認定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包含兩節需要證明的事實,一是行爲人有逃逸行爲,二是有致人死亡的後果。關於第一節事實,判斷行爲人是否逃逸的標準,不以事故發生後行爲人距離事故現場遠近爲標準,應以其主觀上是否有逃避處罰的目的,客觀上是否“離開”現場爲標準。關於第二節事實,判斷是否因逃逸緻人死亡,需要證明三點:被害人被撞擊後是否處於生存狀態、死亡結果與交通事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被害人如被及時送醫是否有生還可能。

  【指控與證明犯罪】

  公安機關以李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某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起訴意見書認爲李某某行爲系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未認定逃逸緻人死亡情節。

  審查起訴階段:公訴人認爲李某某行爲構成交通肇事罪,且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的情節,應當處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爲了夯實證據基礎,公訴人圍繞兩個爭議點複覈關鍵證據。一是認定李某某逃逸的證據。李某某供述顯示,事故發生後其將車輛駛離現場100米處並給車隊隊長王某打電話,央求王某幫助其逃避責任。二是認定李某某逃逸緻人死亡的證據。法醫出具的書面死因司法鑑定意見顯示,被害人被車輛碾壓時處於生存狀態,因顱腦損傷合併胸腹臟器損傷死亡。2013年11月6日,某區檢察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犯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訴。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指控李某某構成交通肇事罪,且具備逃逸緻人死亡的情節。關於逃逸的情節,通過訊問公訴人向法庭展示了三個事實:被害人被撞擊後處於生存狀態、被告人沒有施救、被告人離開現場。關於致人死亡的情節,公訴人通過訊問意在告知法庭:被告人有能力、有義務預見到自己的逃逸行爲,與被害人遭遇二次碾壓後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

  對此,李某某表示對起訴書認定其構成交通肇事罪沒有異議,但其不屬於逃逸緻人死亡。辯護人亦同意李某某自辯意見。

  法庭舉證階段:公訴人出示了四組證據:一是關於被告人主體身份的證據,證實其給某車隊開水泥罐車。二是關於交通事故過程的證據,證實被告人撞擊被害人後不予施救,被害人遭遇二次碾壓後死亡。三是關於被告人逃逸的證據。主要包括抓獲被告人的兩名民警的證言等。四是關於死亡結果與逃逸行爲有因果關係的證據。包括專家意見書、鑑定意見等。

  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重點發表了李某某構成交通肇事罪,且系逃逸緻人死亡的意見。辯護人提出兩點意見:一是李某某駛離的距離很短,駛離100米仍然在現場,不是逃逸。二是李某某撞擊行爲與被害人死亡之間介入了周某某駕車碾壓的因素,阻斷了李某某行爲與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對此,公訴人進行了如下答辯:

  關於李某某不構成逃逸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理由爲,認定逃逸的標準應當堅持主客觀一致原則,主觀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客觀上有離開現場的行爲。從兩名民警證言等分析,被告人李某某顯然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心理。且李某某確有逃離現場的客觀行爲,不能說駛離現場100米,就表明沒有離開現場。

  關於周某某碾壓介入因素,導致李某某撞擊行爲與被害人死亡因果關係鏈條斷裂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理由爲,首先,介入因素導致因果關係阻斷的標準要明確。並非所有介入因素都導致因果關係阻斷,只有異常介入因素才阻斷因果關係。判斷是否屬於異常介入因素的標準是行爲人能否認識到介入因素髮生可能性。如果行爲人主觀上難以認識到介入因素的發生、同時介入因素確實發生併產生後果的,該介入因素纔可阻斷因果關係。顯然,本案李某某認識到被害人被二次碾壓的可能性極高,作爲社會一般人正常認識,此因素不阻斷李某某撞擊行爲與被害人死亡的因果關係。

  判決結果:某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李某某系肇事後逃逸緻使被害人死亡,其行爲構成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周某某作爲附帶民事被告人承擔10%的賠償份額。李某某不服判決提出上訴,某市中級法院於2012年4月23日作出終審判決,對第一審判決中的刑事判決以及周某某的民事賠償份額均予以維持。

  【典型意義】

  在認定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犯罪案件中,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就要按照證明標準構建證據體系:一是充分預測案件辯論焦點問題,以補充偵查、自行復核等方法強化證據體系。公安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時,一般會將案件焦點問題集中於行爲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上,但是有的對於逃逸緻人死亡情節缺乏調取證據意識。公訴人要充分利用退查、自查方法,圍繞逃逸、致死、因果關係、介入因素等方面展開補充證據的工作。二是明確認定事實的證據標準、適用法律的法理標準,梳理出完整的證據體系,明確認定法定情節的法律依據。如,行爲人是否屬於逃逸,是以駛離現場的遠近距離爲標準,還是以駛離現場的距離是否使救助被害人客觀不能爲標準。介入因素阻斷因果關係的判斷,是以一般介入因素均阻斷因果關係爲標準,還是僅有異常介入因素才阻斷因果關係。在辦案過程中,公訴人應當旗幟鮮明地提出上述標準。

  此外,檢察機關要將庭審訊問與舉證相互結合,證明犯罪。對於被告人當庭辯解違背常理部分,無需追求被告人當庭改變供述而承認公訴人的指控,尤其對於要求被告人作出評價的供述,在庭審訊問時能夠明確被告人客觀行爲構成即可,待舉證環節可以綜合全案證據進行證明。

  (作者單位:天津市人民檢察院)

  專家學者評案

  認定因逃逸緻人死亡的具體情形要素

  □田宏傑

  對於逃逸的認定,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不僅在客觀上有證據證明行爲人有離開現場的行爲,而且能夠證明行爲人在主觀上離開現場是基於逃避法律責任追究。

  並非所有介入因素都導致因果關係阻斷,只有異常介入因素才阻斷因果關係。判斷是否屬於異常介入因素的標準是行爲人能否認識到介入因素髮生可能性。

  無論是情節加重犯還是結果加重犯,都須以基本犯罪的成立即交通肇事行爲的有罪性爲必要前提。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不僅在實踐中常見多發,而且理論爭議不斷,實務困惑衆多,其中尤以“因逃逸緻人死亡”的理解與適用爲甚。司法實踐中,對於逃逸緻人死亡認定的主要疑難問題有:一是行爲人躲在事故現場附近,能否認定爲“逃逸”;二是被害人死於第三人的車輪之下,與行爲人的逃逸行爲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三是適用“因逃逸緻人死亡”有何具體要求?在此,以刑法規定和相關司法解釋爲據,結合刑法原理對上述問題進行梳理研析,以迴應實務部門的期待,並就教於學界同仁。

  【關於因逃逸緻人死亡之逃逸的理解】

  何爲“逃逸”?對此,學者們觀點不一。有學者立足於“逃避救助被害人說”立場,主張“逃逸”是指逃避救助被害人的義務,只要行爲人在交通肇事後不救助被害人,即可認定爲逃逸;也有學者主張“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說”,認爲行爲人滿足了“履行搶救義務”或“不逃跑”中任何一個行爲,就應認定其不符合“逃逸”的要求。而從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選編的案例如“周立傑交通肇事案”“錢竹平交通肇事案”和“孫賢玉交通肇事案”“邵勤志交通肇事案”的判決來看,審判機關又顯然是將“逃避法律追究或逃避救助義務”作爲逃逸的本質,認爲“刑法把交通肇事後逃逸作爲對肇事人加重處罰的情節,意在避免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時救助而遭受二次傷害,促使肇事人履行救助義務”。所以,結合立法原意,“只有肇事人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肇事後‘立即投案’這兩個要件,肇事人離開現場纔不構成‘逃逸’。”

  上述主張,本無優劣之分,實有幫助釐清分歧、推動共識達成之效。其中,“逃避救助被害人說”以及與其相關的“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說”等,形式上以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對肇事者規定的義務爲依據,但卻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行爲人肇事後雖留在事故現場,卻對被害人不予救助,此種情形如果也認定爲肇事後逃逸,無疑與百姓的常識、常情、常理不合。而在交通肇事雖然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但並未發生人員傷亡的情形下,行爲人並無救助被害人之義務需要履行,但卻仍有法律責任需要承擔,如行爲人爲逃避民事責任的承擔或刑事責任的追訴而逃離事故現場,依據“逃避救助義務說”,難道應當排除逃逸的成立嗎?當然不能。正是囿於此,不僅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將逃避履行救助義務的行爲規定爲“逃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更是在第3條明確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是指行爲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爲。”

  所以,實踐中對於逃逸的認定,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不僅在客觀上有證據證明行爲人有離開現場的行爲,而且在主觀上必須能夠證明行爲人離開現場的目的在於逃避法律責任追究。至於行爲人逃離事故現場的遠近,是否對被害人予以救助等,可作爲酌定量刑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但對於逃逸的認定不產生影響。

  【關於因逃逸緻人死亡之因果關係的認定】

  所謂“因逃逸緻人死亡”,是指被害人的死亡與肇事者的逃逸之間必須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係,不僅在時間序列上必須行爲人的逃逸行爲實施在先,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發生在後,而且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必須爲肇事者的逃逸行爲合乎規律地引起,而不是被害人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行爲所導致。但是,現實案件的形形色色和紛繁複雜,並不都與立法規定和理論設定完全契合,對於逃逸緻人死亡的認定,實踐中的難題常常在於:在逃逸行爲與死亡結果之間介入的第三人行爲、動物活動或者自然事件等因素,且死亡結果由介入因素單獨或者與行爲人的逃逸行爲共同造成,行爲人的逃逸行爲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是否因此而發生因果關係的阻斷?對此,不僅理論上衆說紛紜,而且實踐中認定不一。

  其實,並非所有的介入因素均能阻斷法律因果關係的進程。只有超出行爲人實施行爲時的預見能力的異常因素的介入,才得在法律上阻斷因果關係的進程。如果介入因素的發生和介入,是行爲人在行爲時已經預見或者能夠基於社會普遍經驗法則所合理預見的現象,則系正常介入因素,不能中斷刑法上的因果關係。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預見”,只要行爲人對於介入因素的發生和介入有所預見或者能夠預見即爲已足,並不要求行爲人對危害結果在介入因素的影響下所發生的“精確過程”或“具體機制”必須預見。這是因爲,刑事責任的本質是刑法對於否定刑法致力於保障的民商法或行政法規範及其調整的法益之違法行爲的再次否定,只有在行爲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可以預見的情況下,才能表明行爲人對規範及其所保護的法益的否定或漠視,才能對其予以法律上的譴責和刑事責任的追究,否則,不僅有違刑法正當性的要求,而且有悖刑事責任的本質。這就是判斷法律因果關係的合理可預見性原則。

  在肇事後下車查看,發現被害人躺在馬路中間不能自救,且當時來往車輛較多等情況下,對有着正常思維的行爲人來說,合理預見被害人極有可能再次被來往車輛碾壓的情況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實的發展也進一步印證了這點,所以,第三人的碾壓行爲雖然介入到行爲人的肇事後逃逸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進程,但從案發的時間、地點、環境、被害人的情狀來看,此介入因素的發生和介入在行爲人合理預見的能力範圍之內,因而並不能阻斷行爲人的肇事逃逸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

  【關於因逃逸緻人死亡之基礎犯罪的強調】

  按照《解釋》第5條規定,“因逃逸緻人死亡”是指行爲人在交通肇事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對於被害人因行爲人逃逸而被第三人碾壓死亡的情形,司法實踐中通常適用“因逃逸緻人死亡”結果加重的規定處理。但是,筆者認爲,應該嘗試運用另一思路考量上述情形。

  在刑法第133條對於交通肇事罪的規定中,立法不僅規定了3種犯罪構成,即第1段的基本犯罪構成、第2段的情節加重犯構成和第3段的結果加重犯構成,而且配置了相應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分別是:⑴交通肇事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⑵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⑶因逃逸緻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衆所周知,無論是情節加重犯還是結果加重犯,都須以基本犯罪的成立即交通肇事行爲的有罪性爲必要前提。在基本犯罪不能成立的情況下,自無情節加重犯和結果加重犯成立的法律空間,否則,即是對罪刑法定原則和加重犯理論的違反。而作爲過失犯罪,交通肇事罪的成立,除須具備法定的四個構成要件外,還必須達到“致人傷亡或者致使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程度。在行爲人對交通事故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的情況下,《解釋》第2條第1款規定,嚴重後果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不能賠償的公共財產損失30萬元以上。因之,在“交通肇事致一人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即行爲未達到上述數量或數額標準的情況下,但行爲人同時具有逃逸即“爲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等情節的,根據《解釋》第2條第2款(六)的規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而不是以交通肇事罪的情節加重犯處罰。

  不僅如此,《解釋》第3條關於“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的規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明確指明逃逸的本質是“在交通肇事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爲後,特別限定了逃逸成立的前提條件,“是指行爲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㈠至㈤項規定的情形之一”,詳言之,只有在交通肇事構成犯罪的基礎上,纔有逃逸成立的可能。

  具體就被害人因行爲人逃逸而被第三人碾壓死亡的情形而言,滿足交通肇事罪基本定罪標準的結果只有一個,即被害人的死亡。按照對一個死亡結果只能作一次刑法評價的原則,在該死亡結果已作爲基本犯罪成立結果予以刑法評價後,上述情形其實屬於交通肇事罪的情節加重犯,即在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的基礎上,符合刑法第133條第2段“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情節加重構成。

  (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條 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緻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二條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

  (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一)酒後、吸食毒品後駕駛機動車輛的;

  (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

  (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五)嚴重超載駕駛的;

  (六)爲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

  第三條 “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是指行爲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爲。

  第五條 “因逃逸緻人死亡”,是指行爲人在交通肇事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案例鏈接

  案例一:行爲人在交通肇事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是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是故意殺人罪?

  基本案情:被告人楊某在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情況下,駕駛一輛小型汽車,將駕駛無牌電動車同向行駛的周某撞倒。事發後,楊某下車查看,發現周某倒地不能動彈,嘴部流血。楊某未報警施救,調轉車頭逃逸。後周某又被途經該處楊某某駕駛的汽車碾壓。隨後,路人葉某等人撥打120急救電話和報警電話。醫生趕赴現場後確認周某已死亡。經某交通大隊認定,楊某負事故主要責任。

  實務觀點:行爲人雖然只顧自己逃跑而將被害人置於危險境地,但其主觀上並無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故意,客觀上亦無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積極作爲,如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進行隱匿或者遺棄等,因而其行爲仍然屬於刑法第133條的評價範圍。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刑法第133條規定的“交通肇事後逃逸緻人死亡”是一種結果加重犯的立法方式,處罰上包含間接故意殺人的情形。雖然交通肇事後逃逸行爲在一定條件下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的構成要件,但相對於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罪)而言,刑法第133條規定的“交通肇事後逃逸緻人死亡”是特別法,應優先適用。

  案例二:醉酒駕駛肇事後將被害人拖行致死,能否認定爲故意殺人罪?

  基本案情:陸某酒後駕駛汽車撞到同向騎自行車的被害人申某,致申某跌坐於汽車前方。陸某停車後,因害怕酒後駕車被查處,又啓動汽車前行,將申某及騎自行車拖拽於汽車車身之下。陸某在意識到車下可能有人的情況下仍未停車,將申某及其自行車拖行150餘米後甩離車體後繼續駕車逃離。被害人因嚴重顱腦損傷合併創傷性休克,於次日死亡。經鑑定,陸某血液酒精含量爲163毫克/100毫升,屬醉酒狀態。

  實務觀點:行爲人將被害人撞倒後,爲逃離現場,駕車衝撞、碾壓、拖拽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其行爲具有連續性,對此,需要結合行爲人的醉酒程度、現場的環境等因素綜合分析行爲人的主觀意志狀態。

  (1)區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的要點之一在於判斷行爲人實施了交通肇事一個行爲還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殺人兩個行爲。

  (2)區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的另一要點是判斷行爲人能否認識到其行爲的性質。對於酒後駕駛者,需要判斷其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響程度,需要判斷行爲人對其殺人行爲是否有認識。

  (3)根據後行爲吸收先行爲、重行爲吸收輕行爲的刑法原理,對此可作爲吸收犯,以一罪論處。

  案例三:明知自己行爲導致交通事故,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應認定爲交通肇事逃逸。

  基本案情:被告人伊某駕駛轎車,沿公路由北向南行駛,將前方聶某駕駛的摩托車撞倒,造成乘坐摩托車人周某死亡,聶某受傷。肇事後,伊某駕車駛離事故現場。經法醫鑑定:周某是被運動中的鈍性物體(機動車)作用顱腦損傷死亡。

  實務觀點:認定交通肇事逃逸,要全面充分考慮行爲人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的因素,把行爲人客觀方面的表現形式作爲一個整體綜合考慮。行爲人在逃逸時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爲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這是行爲人的主觀認知因素,否則不能認定爲“交通肇事後逃逸”,只能認定其構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逃逸的目的是逃避法律追究,這是認定“交通肇事後逃逸”的一個重要因素。行爲人的逃逸行爲不應僅限於“逃離事故現場”,也包括事後逃逸,如將受害人送往醫院後爲逃避法律責任而離開等情形。

  (資料整理:陳章)

  陳賽 田宏傑 陳章

Bookmark and Share
|
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