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首頁  |  新聞  |  時尚  |  大陸  |  臺灣  |  美國  |  娛樂  |  體育  |  財經  |  圖片  |  移民  |  微博  |  健康

培養出18位博士碩士“狀元村”卻老得走不動了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04月01日 02:16   鳳凰網

 

老人扛着鋤頭走過“狀元村”小廣場。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新京報訊(記者周懷宗)“這個是1978年考上清華的,他是我們村第一個大學生,現在是教授。這個是山東大學的博士後,這個是碩士……”窪裏村會計彭淑祿手裏,有一本打印的紅色小冊子,這些年來,所有走出村莊在城裏安家落戶的人,都在上面。

窪裏村原來叫彭家窪,村裏320戶、960多人,絕大部分姓彭。這個泰山腳下的村子,是一個典型的空心村,農耕廢弛、人員流失,走在村裏,好半天才能見到一兩個老人慢慢悠悠地經過,幾乎沒有年輕人留在村裏,哪怕當下正春耕季節,也沒有一點點繁忙氣象。

如果只是走馬觀花一般地路過,不會有人知道,這個村子還是遠近聞名的“狀元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小小的村莊裏出了9位博士、9位碩士,將近60位大學生。

 

村主任彭樂冬說,以前縣太爺經過窪裏村都會“落驢”。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狀元村沒有狀元 老校長借錢供孩子上學

幾年前,因爲當地媒體一次偶然的報道,窪裏村有了一個“狀元村”的稱號,其實窪裏村沒有高考狀元,無論是任何意義上的狀元都沒有。之所以被稱爲“狀元村”,是因爲這裏走出去了數量遠超其他村子的大學生。

這個有五百多年曆史的村子,曾經以出教書先生而聞名,據村主任彭樂冬說,以前縣太爺下鄉,經過窪裏村的時候,都會主動“落驢”,以示尊重。

這個傳說無從可考,窪裏村也沒有“下馬石”“落驢石”之類足以證明傳說的東西留存,村主任講這個故事,似乎想證明,窪裏村的尊師重教是有傳統的。但在村裏小學的老校長彭西慶看來,之所以拼命讀書的原因只有一個——窮。

彭西慶的兒子,是中科院的博士,他至今還記得當年供孩子上學的艱難,那是1992年,兒子考上師專,入學時要交700元,此時的彭西慶,已經當了12年小學校長,經濟條件在村裏算好的,但依然拿不出700塊錢,東拼西湊才借齊,後來小兒子又進入山大讀本科,還要交1200元,彭西慶不得不再借一次。

 

老校長彭西慶夫妻倆正在剝花生。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老人苦點就苦點 孩子們再不能受窮了

窪裏村是典型的農耕村落,村裏人世世代代種地爲生,雖然東臨泰山,但實際上,離泰山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泰山的旅遊業,幾乎不可能輻射到這個村子裏,村裏西面有一條河,叫做淘河,是汶水的支流,但遠沒有出過大汶口遺址的汶水那麼有名。

那山那水,對窪裏村來說,都是靠不住的。和傳說中的“教書先生之鄉”相比,它還有一個更有可信度的稱號“建築之鄉”,這是無數村裏人出外打工,在全國各地的建築工地上“拼”出來的。

彭興坤已經60多歲了,仍舊在外地打工,超過了55歲,建築工地就不要了,極少的看門、看料場之類的工作,都得是老闆的熟人才能幹。彭興坤只能到處打點兒零工,“有什麼活兒,就幹什麼活兒”,彭興坤的妻子說。

彭興坤的一兒一女都是大學生,女兒讀博士,去年剛剛畢業,在一所高校任教,兒子去年本科畢業,已經工作。對彭興坤一家人來說,千斤重擔算是放下了,“比起以前,好多了,至少沒有負擔了”,彭興坤的妻子說。

彭興坤的妻子不太願意談及那些年的艱苦,也不覺得她和別人有什麼不同,“村裏只要有孩子上學的,誰不窮呢”?她的觀念很樸素也很現實,“窮纔要上學,我們這一輩人,苦點兒就苦點兒,孩子們再不能受窮了”。

孩子第一年生活費靠貸款 好多年才還清

彭興坤的侄兒告訴記者,彭興坤的孩子考上大學後,夫妻倆掏不出孩子的生活費,甚至在村裏也借不到足夠的錢,最終還是靠貸款,才能送孩子去上學,“學費可以申請助學貸款,孩子在學校也能勤工儉學,但一開始的路費、生活費之類的,就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我們自己哪兒能貸出來款,什麼抵押也沒有,還是託人擔保才貸到”,彭興坤的妻子說。前前後後,彭興坤一家貸了6000元到7000元,一點點還,還了好些年才還清。如今,彭興坤在外打工,兩個人的生活已經不成問題,但也僅止於此,“也就是能生活吧,只是不用再考慮其他的問題了”。

在老校長彭西慶家裏,夫妻倆正在剝花生,這是今年的種子,早年民辦教師轉正時,他們家裏幾乎就沒有地了,僅有的一點兒地,種點兒花生之類,權作消遣,他的退休金足夠他們老兩口生活。孩子們都在城裏成家立業了,偶爾回來,也不會再去地裏,他們已經徹底和土地告別了。

彭興坤在外地打工,一年難得回家,兒子過年過節纔會回家,大部分時候,都是妻子一個人在家,唯有女兒,在一所師範學院教書,寒暑假的時候回家和母親住一段時間。彭興坤的妻子也會擔心女兒的婚事,“都30歲了,着急,可着急又有什麼辦法呢,孩子在城裏,我們夠不着”。

留在鄉村的老人們,確實很難再爲進城的兒女們負擔更多的東西了,成家、買房子,這個城裏的父母操心的事情,基本上都超出了他們的能力。

 

窪裏村的老人們。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他們崇拜學歷 但並不真的瞭解學歷

從彭興坤家裏出來,記者碰到了一位剛要出門的楊大姐,楊大姐的丈夫在廣東打工,留下她在家裏照顧上學的小兒子。

楊大姐的兒子還很小,在隔壁村上幼兒園,每天早晚都要接送,女兒去年剛考上大學,她希望孩子畢業後,接着考研究生。“學歷低了不行,找不到好工作,碩士都不行,最好是博士”,她說。

或許是因爲考出去的大學生足夠多,也可能是村裏重教的風氣所致,許多村民都很重視學歷,希望自己孩子的學歷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其實並不瞭解學歷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們會覺得博士後比博士的學歷要高,留美的博士比博士後還高,有時候也會把山東大學和濟南大學弄混。村裏面走出去幾十位大學生,但他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清華大學、山東大學、中科院等極少數幾個名字,大多數孩子究竟考了哪個學校,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的家人才能說得清。

不僅是楊大姐,村裏的人們幾乎都有着類似的觀念,學歷高了纔好找工作。這樣的邏輯簡單而樸素,就是徹底離開窮困的鄉村,而要想走出鄉村,考學要遠比打工好得多,“打工也行,但那是青春飯,就幹那麼幾年,老了還得回來。而且現在結婚要房子、要車,得打多少年工才能賺到。考學出去就不一樣,最起碼工作輕鬆,不用風吹日曬,老了也有保障。一輩子的問題都解決了”。

 

藍天下的窪裏村。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合歡樹已經如蓋 小學沒有了

窪裏村的小學,改革開放後,經歷過三任校長,彭西慶是第二任,第三任叫彭淑德,如今也已經退休十多年了,村裏的小學,也早就撤銷了,如今改成了村委會。

唯一還和當年的小學有關係的,只剩下院子裏的兩棵合歡樹。

彭淑德現在還記得,合歡樹是1978年栽的,那時候他還只是個教員,如今,40多年過去了,合歡樹已經高聳入雲,樹陰遮住了小半個院子,但當年的故事卻已經模糊不清了。彭淑德甚至想不起來,他教過的學生中,到底有多少考上了大學。

“村裏人太少了”,村主任彭樂冬說,以前每年都有二三十個適齡學生,如今也就五六個,“開不了一個班了”。

現在,窪裏村的孩子們,都去隔壁村的小學上學,那是一個大村,有兩千多人,周邊五六個村的孩子,都在那兒上小學。

中學則要到鄉里去上。楊大姐的女兒,就曾在鄉里上中學,每兩週回家一次,“那時候連公交車都沒有,附近村裏有大車的人家,定期接送孩子們,收很少一點兒錢”。後來,縣裏的中學招生,楊大姐的女兒看到後,自己跑去考試,被錄取了,上學也就更遠了。

 

村民正在種樹。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沒人種地了 都種白楊樹

儘管窪裏村的大學生很多,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考上大學,考不上的,只能出去打工,“年輕人們不會留在村裏,更不願意種地”,彭樂冬說。

村裏的大部分地,都改種白楊樹了。楊木質地疏鬆,不算是好的經濟樹種,甚至無法直接成材,村裏的白楊樹,長成後都是賣給附近的板材廠,板材廠切削、粉碎之後,直接壓成複合板。但從經濟效益上看,還不如種糧食。

唯一的好處,就是它幾乎不用看管,“七八年就可以賣了,中間很少需要照顧,人們可以騰出時間去打工”,會計彭淑祿說。

對幹不動農活的老人來說,白楊樹也不失爲一個好的選擇,只是不能以此爲生,“真的老了,還是要靠孩子,地裏的產出,補貼點兒還成,靠不住”,彭淑祿說。

彭淑祿也已經70多歲,從1983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都在村裏當會計,村裏的經濟情況,沒人比他更瞭解。“我們這個村,要發展起來太難,沒產業、沒項目、也沒有什麼像樣的特產。村裏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學”。

走在村裏,路上背柴的、打水的,騎着電動三輪的,幾乎都是老人,村裏唯一的小磨坊,幾個年邁的老人,正在這裏粉碎飼料,材料是花生殼,在粉碎機上粉碎之後,可以餵豬、餵雞、喂狗。除此之外,村裏幾乎沒有任何發出聲音的地方。

好好學習就是“狀元們”最好的建議

考學出去,意味着個人命運被徹底改變了,但村子還是那個村子,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出去的人偶爾回來,也幫不上村裏什麼忙,有時候他們也會給村裏一些建議,但最好的建議,就是讓孩子們好好學習”,彭淑德說。

走出去的學生們,對於日漸凋敝的故鄉,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已經博士畢業兩年,在一所大學裏教書的彭淑慶說,“我們村裏出來的學生,很多都在學術方面發展,都沒有太大的能力幫助村裏”。

1993年,彭淑慶小學畢業,進入中學,要到鄉里上學,“那時候國家經濟已經不錯了,但村裏還是非常窮,我和哥哥兩個人上中學,每週生活費加起來也就2、3塊錢,這點兒錢,不用說在食堂吃飯了,就連饅頭都買不起。僅有的2、3塊錢,用來買圓珠筆芯、本子都很緊張”,他說。

兄弟兩個人只能從家裏帶煎餅、鹹菜充作口糧,“夏天不能帶太多,愛壞,冬天冷,煎餅都凍硬了”。考大學時,彭淑慶選擇了一所師範專業,只因爲每個月有70塊錢的補助,靠着這些補助,加上勤工儉學,才能勉強完成學業。

 

曾經的茶店如今大門緊鎖。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專家觀點

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懷

上大學後,彭淑慶就很少回家了,假期要打工,唯有過年,還能回家待幾天。工作以後,回家的次數也沒有變多,“雖然有寒暑假,但自己有了孩子,要照顧孩子”。

逢年過節回家時,村裏有考大學的孩子,也會向彭淑慶求教,“也想給村裏做點兒貢獻,但力量實在微薄,只能在學業上給孩子們出出主意,其他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辦法”。

在談起窪裏村的振興時,村主任彭樂冬有些無奈,“還是要靠產業扶貧,但資源太少了,也就背後的那條河,整理整理,可能還會有點兒遊客”。

但即便這麼一條河,也不是窪裏村獨有的,村主任的振興計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依舊不可知。“這可能是很多鄉村在現代化轉型中共同的困難”,著名學者、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陽說,“任何農業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都是以人口大規模流失爲特徵的,完成轉型的標誌,不是人口回鄉,而是生產模式的轉變”。

出外的大學生,他們比村民更有知識、眼界,但同樣抵擋不住傳統村莊和傳統農業的衰落,“我們還處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直到今天,考大學依舊是很多農村孩子擺脫貧窮、邁向中產的最好途徑。他們考上大學,不僅是從鄉村走向城市,更是身份的變化,他們有了幹部身份,可以考公務員,可以進入大企業,可以不斷地晉升,這是邁向中產的前提。也就是說,他們變成了徹徹底底的城市人,不再是村裏人,想要回報鄉村,非常難”。

學生們出走之後的鄉村,又該如何振興?楊陽認爲,“還是要依靠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轉爲相對集約化的現代農業。至於人才的問題,鄉村振興也好,現代農業發展也好,確實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懷,而是靠制度。通過制度化的支持,讓願意去鄉村的人,可以得到和城市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比如住房、保險、養老等。人才的流動一定是自由的、也是自願的。只要鄉村確實有吸引人的東西,且沒有後顧之憂,自然有大量的人會去鄉村發展”。

 

年輕人不願留在鄉村。新京報記者王巍攝影

記者觀察

不回鄉的學子和鄉村漸行漸遠

不過,今天的窪裏村,離人才的自由流動還很遠。

彭淑慶的求學經歷,或許是這個村子裏所有大學生的一個縮影,他們走出了鄉村,也從此和出生、成長的鄉村割裂,除了偶爾回鄉探親,幾乎不會再和鄉村發生聯繫。

考學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沒有改變這個村子的命運,甚至因爲人口的流失,反而加快了鄉村的凋敝,這個本來就很小的村落,還在進一步萎縮,變得更小。“我們家有六口人,但戶口本上,只有三口人”,會計彭淑祿說。彭淑祿的兒子在城裏安家落戶,戶口還在家裏,但兒媳婦、孫子孫女的戶口都在城裏。

在彭淑祿的眼裏,家裏有他們老兩口、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六口人,但戶口本卻只有三個人。窪裏村320戶,只有960人,平均每戶三人,那些連帶着戶口一起離開的人們,他們的身份,不再是村裏的居民,而是走出鄉村的第一代移民,或許,他們逢年過節還會回村,因爲村裏還有他們的親人、記憶,但到了他們的孩子乃至孫子那裏,鄉村就只是一個字典裏陌生的詞彙。

離開窪裏村的時候後,已近日暮。車行減遠,村莊在大片的白楊樹林裏若隱若現。忽然覺得那個安靜、空曠的村子,就如那些白楊樹一樣,幾乎沒有什麼“用處”,只能拼命地擠壓自己,才能變成板材,變成傢俱,遠赴他鄉,供給人們使用。留在原地的,只是一片光禿禿的樹樁,就像大地上的一個個傷疤。

新京報記者周懷宗攝影王巍編輯張牽

 
Bookmark and Share
|
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