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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找個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8年11月19日 01:48   鳳凰網

原標題:俞敏洪:找個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編者按:11月18日,2018學習力大會上,俞敏洪在談到“衡量和評價的方向決定了教育的方向”時,說:“就像女生挑選男生的標準決定了這個國家男人的方向,”他並進一步闡述,“實際上一個國家到底好不好,我們常常說在女性就是這個原因,現在中國是因爲女性的墮落導致整個國家的墮落。”該言論引發巨大爭議。隨後,他通過微博道歉:“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一個國家女性的水平,就代表國家的水平,女性素質高,母親素質高,就能夠教育出高素質的孩子,女性強則男人強,則國家強。” 以下是俞敏洪自傳《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爲》中《找個能打磨自己的女人》一節,講述了他在妻子的鼓勵下決定出國的經歷。

俞敏洪(圖視覺中國)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搶佔先機,因爲天性有點與世無爭,反映到學習和追求上就是不夠上進,或者說沒有進取心。1985年大學畢業,是我人生中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年我在北京大學修完了全部學業並且留校任教了。我當上了北大英語系的老師,一個星期授課八節,月薪60元。不是因爲我的成績多麼優秀才留校的,而是因爲當時北大公共英語迅速發展,師資嚴重缺乏,結果把我這個中英文水平都殘缺不全的人留了下來。儘管當時我的教學水平不怎麼樣,但是我卻很喜歡北大寧靜的生活,而且能當一名老師也是我最大的心願了。

按照北大相關的管理規定,學校還分給我一間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給我的這間八平方米的地下室裏自得其樂,天天在見不到一絲陽光的房間裏讀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整個樓房的下水管剛好從我房間旁邊通過,24小時的嘩嘩水聲傳進耳朵裏,我把它聽成美麗的瀑布而不去想象裏面的內容。後來北大可憐我,把我從地下室拯救出來,讓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樓同樣八平方米的宿舍裏。每天早上打開窗戶就能見到陽光,把我感激得涕淚橫流,決定把一輩子都獻給北大也值了。

當時很多人都向往我這樣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經過青年時期的艱苦奮鬥,在中年到來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績和順利的工作環境,就可以鬆一口氣了,接下來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書、晉職稱、做教授了。在自己喜愛的事業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氣,創造一個個的輝煌戰績,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榮譽的獎盃上,讓自己的成長經歷成爲年輕人奮發上進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較努力,這得易於我學生時期養成的一些好習慣。我第一次在北大給學生上課是在1985年,剛開始面對學生的時候心裏很緊張,過了一段時間就適應了。學生們也都喜歡我,因爲我生性幽默,課堂氣氛非常好,講課的水平也提高了。不過,即使我當了老師之後,我還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並不多。雖然我的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但是在教師圈裏卻沒有什麼交往,我還是遊離在大家的視線和交際圈子之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國上下出國潮高漲的時候,那個時候出國幾乎成了一個人成功的標誌。當我還埋頭教書的時候,爲數不多的幾個好友卻開始悄悄準備去美國了。雖然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適應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會取得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但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趨得到的。沒有大的驚喜,也沒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卻不喜歡這樣波瀾不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們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國。

我是一個對周圍的事情發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爲止,我對國內國際的政治形勢變化依然反應遲鈍,認爲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這樣的一介草民沒有太多關係。我對周圍的人在做些什麼事情反應也很遲鈍,認爲這是人家的私事,我沒有知道的權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別人的私事。在這種遲鈍中,我周圍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發生變化。中國已經向世界開放了,出國的熱潮在中國悄然興起。我周圍的朋友們都是奔走在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從遙遠的國度飄過來的魚腥味,偷偷地順着味道飄來的方向前進了。當時大家聯繫出國都不會讓單位知道,甚至不願意讓朋友知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發現周圍的朋友們都失蹤了,最後接到他們從海外發來的明信片,才知道他們已經登上了北美大陸。

看到他們都出國了,我依然沒有生出太多的羨慕。我一直認爲能從農村出來進入北大就已經算登天了,出國留學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還是順手拿本《三國演義》讀一讀比較輕鬆。但不幸的是,我這時候已經結了婚,我不和別人攀比,我老婆會把我和別人比。她能嫁給我就夠爲難她的了,幾乎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如果我太落後,她這臉面往哪裏擱呀?突然有一天我聽到一聲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國門,就永遠別進家門!我一哆嗦後立刻明白我的命運將從此改變。後來我發現,一個女人結婚以後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進步,卻能把一個男人弄得很進步或很失敗。

老婆的一聲吼遠遠超過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從1988年開始我就被迫爲了出國而努力學習。每次我挑燈夜戰TOEFL和GRE的時候,她就高興地爲我煮湯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讀三國,她就杏眼圓睜,一腳把我從牀上踹到地上。我化壓力爲動力,化被動爲主動,終於考過了TOEFL,又戰勝了GRE,儘管分數不算很高,但畢竟可以聯繫美國的大學了。於是我就開始選專業,我平時雖然涉獵甚廣,但對任何專業都沒有真正的愛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亂投醫,幾乎把美國所有的大學都聯繫了個遍。美國的那些教授們一個個鷹眼犀利,一下就看出來我是個濫竽充數的草包,連在太平洋一個小小島嶼上的夏威夷大學都對我不屑一顧。

沒有願意給我提供獎學金或者助學金的學校,我只能自己準備這一大筆學費了。去美國至少需要2萬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得十幾萬,現在來看這個數額不是很大,但是在那個時候這可是一筆天文數字了。那一年,我爲了積攢赴美國求學的各種費用,就約了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代課,掙出國的學費。我們悄悄在其他的幾個學校的培訓班裏代課,代課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穫就是代課費很高,一節課30元,十節課就是300元。我的個人收入很快就增長了起來,當時心裏想的是用不了多久,這筆天價的費用就可以準備充足了。校外代課能獲得高回報的這種激情就像一團火,熊熊地在我的心裏燃燒着,那個時候我已經無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課餘時間裏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課的工作中。

從1988年到1990年,我爲出國先後掙扎、拼命了三年。雖然我在校外代課的收入挺可觀的,但是這些錢還是沒能滿足我前期申請出國各種花費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和代課收入之後,我還是因爲缺錢致使出國讀書的夢想破滅了。

當時我老婆對我也是高標準嚴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學習、賺錢。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國,沒有成功,我就轉了個方向繼續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須要讓家裏有錢花,這樣我就可以讓老婆對我的危機感往後延續一點,儘管當時我不覺得能夠解除這個危機感。當時有錢花的標誌其實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蘇的,我在長江邊上,她在海河邊上,所以都喜歡吃魚。我們兩個都是工薪階層,都是大學裏的普通老師,因爲沒有錢,我當時買魚就專門買死魚,因爲死魚只要兩塊錢一斤或一條這樣子,活魚就變成了六七塊錢。我記得的一個轉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訓機構的課以後,開始是一二百塊錢一個月,後來就變成了六七百塊錢一個月。當時我老婆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我們住在北大的宿舍裏面,所以她從中央音樂學院回來以後肯定不能給我做飯,晚上一般我就負責做飯。記得有一次她下班回來以後,發現魚湯是用活魚做的,就很開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們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她開始對我變得溫柔了,因爲能吃到活魚了。

出國不成,積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選擇,於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課謀取生活費用。從1988年開始,三年多聯繫出國的經歷,使我對出國考試有了很深的瞭解。而此時的中國已經進入了20世紀90年代,大家已經開始明目張膽地爲出國而拼命。這個時候北京的TOEFL、GRE培訓班已經遍地開花,就連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訓班。北大里面的培訓班輪不到我去教,因爲老資格的人把職位全佔滿了,我又需要錢,於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課,這樣可以額外收入一些錢,但是我這個人天生有一點點經商的頭腦,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辦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計算了一下,作爲一個代課教師,而且自認爲是一個授課頂好的教師,我只拿到了招生費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爲我的工資,怎麼想也覺得自己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我覺得如果自己辦培訓班的話,無論如何都會比那些學校和那些老師辦得更好的。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個老師聯合辦班的想法,他想辦法蓋上民辦學校招生的章以後,我們倆就在北大校園張貼廣告開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們兩個人的預計,而且還有些學生是慕名而來,取得了開門紅,這個班的誕生就給我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驚喜”。

這個辦班的過程實際上帶來了什麼呢?它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北大的英語短期培訓班的學生數量的銳減,因爲有一部分學生被吸引到我這邊來上課了,這種情況引起了當時的英語系領導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上升到最後,就變成了北大給我了一個行政記過處分。

按理說,我在北大租用禮堂做講座,北大的後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長肯定是管不到這個事情的,他們也沒這個時間和精力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北大校園裏還能關注我、對我感興趣的人並不多,也就是給我處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關者們。北大處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課,違反了學校的規定,深層原因則是和北大的英語短期培訓班上課的學生人數減少,導致培訓費的收入減少有關,引起了那些利益相關者的不滿,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個英語系的死對頭。

爲什麼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語培訓項目的北大老師的收入減少了,這個項目的運作當然是這個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訓班直接影響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圍繞這個培訓項目獲利的其他老師收入也減少了。也就是說,北大英語系的其他老師都在那兒教書,我瓜分了他們的生源,等於搶走了他們盤子裏的蛋糕。第三,這個項目剩下來的利潤在每月的月底都會分下去,每個老師都是可以拿獎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麼我的培訓班一舉辦,學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顯然北大的英語老師們就會少拿這一部分,這個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當然了他們自己的上課費還是不一定少拿的。總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經濟利益都受到了損失。內心不平衡的矛頭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爲我俞敏洪這麼一個人,壞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這個處分是有雄厚的羣衆基礎的。試想,如果沒有羣衆基礎它也不會隨便處分我的。這個處分下發了,大家都覺得這個處分是對的,沒有人同情我,我當時確實是犯了衆怒。

後來想想自己也做得挺過分的,斷了別人的財路,肯定要引起別人的不滿。但是短期英語培訓項目收入的減少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來辦班,別的學校的老師也會在外面舉辦培訓班的,一樣還會分流學英語的學生生源的。所以說我只是在特定的時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責難也就在所難免了。

那個時候的實際情況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園內辦的培訓班多教課,多增加點收入,但是他們說我們這個培訓班現在哪有你教課的地方,因爲當時各個培訓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課,不可能爲我提供足夠的課時讓我掙錢。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時候分那麼一點可憐的獎金,沒有辦法,學校裏也得講究論資排輩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師,只能排在資歷深的人身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不能這樣混吃等死,還是應該到外面去看看有什麼新的收穫。正好,赴美國求學的機會給我提供了一個需要掙錢的理由,就這麼一個簡單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課掙些外快,結果還被學校發覺並給了一個處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連續半個月廣播了對我的處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的名義私自辦學,嚴重影響教學秩序等,處分決定是記大過。我根本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因爲校方在做出處分決定之前並沒有和我通氣。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爲這個處分,當時北大已經有了閉路電視,這個處分在閉路電視上也播放了無數遍,用來警示其他人。對別人起到什麼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結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時候,陌生的學生和老師都能把我認出來,身後常有人指指點點地說:“哎,那個人就是電視中看到的被處分的那個俞敏洪。”這個時候,我就感覺到面子一下子被丟在了地上,任人踐踏,這種滋味真的很難用語言形容。

當時那麼多的關注,那麼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擺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無論再怎麼努力,成績再怎麼前進,我心裏始終會有一道坎邁不過去了。這個處分帶給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質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來彌補,但心理上的障礙卻更難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麼舒心了,就想到了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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