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荷蘭之前，我就听說這么一個故事：

　　溫州盛產螃蟹。一個溫州商人，運了一船螃蟹到荷蘭。這艘船在荷蘭舶岸后，荷蘭海關不許螃蟹進荷蘭，為的是怕螃蟹會帶來什么病菌。

　　那個溫州商人無奈，只得把一船螃蟹倒進了海里。

　　沒想到，盡管荷蘭海關不許螃蟹進荷蘭，但是那些螃蟹卻從海里游上了岸，還是進了荷蘭，而且在荷蘭安家落戶，生儿育女。几年之后，荷蘭各地到處是螃蟹！

　　有人風趣地說，其實，溫州人就是“螃蟹”!

　　這一回我去歐洲，對于這個寓言式的故事，有了深刻的体會……

　　記得，我從上海机場等候飛往奧地利維也納的時候，見到一位三十出頭的中國男子，西裝革履，在用流利的德語与一位同行的德國人侃侃而談，不時爽朗大笑。那個德國人戴金絲邊框眼鏡，很秀气，五十多歲模樣，一眼就可以斷定是知識分子。我猜測，那位德國人也許是教授，而這位中國男子則是他的德語翻譯。

　　然而，在登上奧地利航空公司的班机時，我見到那個中國男子幫助一位二十多歲的中國女子上机，從她的怀里抱走一個兩歲的孩子。他跟那位中國女子用一种特殊的語言交談。我側耳一听，馬上就明白：溫州話！

　　溫州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方言，只在溫州地區流行。出了溫州，外地人就很難听懂這种方言。正因為這樣，在那与越南發生交火的非常時期，中國部隊用溫州兵作為通訊兵，在戰場上用溫州話呼號。對于這种特殊的“外語”，越南軍隊無法破譯。

　　溫州本是中國東部沿海一座普通的中等城市。溫州人善于經商。在改革開放的年月，“溫州模式”享譽全國。溫州商人的足跡不僅遍全國，而且闖蕩世界。

　　我從小在溫州長大，所以對于那特殊的溫州話非常敏感。尤其是在外地，耳邊傳來一句溫州話，我會馬上循聲望去，尋找我的同鄉。

　　我的妻子也是溫州人。記得，在紐約唐人街，我和妻在買東西的時候，用溫州話連聲商量，馬上引起店主的注意。店主用溫州話問：“你們是溫州人？”我用溫州話回答說：“是。”店主馬上變得非常熱情，喊來鄰居，鄰居又喊來鄰居的鄰居，他們全是溫州人。“异國遇同鄉，兩眼淚汪汪。”他們用溫州話跟我熱烈地交談……

　　這一回，在飛往維也納的飛机上，我起碼听見四、五處發出溫州話音。

　　一位溫州同鄉告訴我，在歐洲，除了中國留學生這些“高檔”知識分子之外，在生意人之中，在打工者之中，十有七、八是溫州人！

　　另一位溫州同鄉告訴我，在歐洲，不懂英語、不懂德語、不懂法語、不懂意大利語都可以，只要你會講溫州話，你就能夠生存。

　　果真，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中餐館里，我就听見炒菜師傅用溫州話叫招待小姐快來端菜。那溫州話听起來不大“正宗”。那位炒菜師傅告訴我，他是溫州青田人。

　　青田在溫州市西面，距离溫州市大約兩小時車程。那里以出產雕刻石料著稱。“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便是青田人。我去過青田，那里被稱之為“僑鄉”。在溫州，要數青田人去歐洲最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不少青田人前往歐洲。青田的“僑鄉”之稱，就是這么來的。

　　如今，在青田，我見到蓋了許多新樓，据說大都是旅歐華僑蓋的。

　　旅歐的青田人，以在荷蘭最多。那位炒菜師傅告訴我，荷蘭的中餐館，三分之二是青田人的“天下”。

　　在法國“大巴黎”(指巴黎環線外)的一家中餐館，我剛進門，就听見一位中國小伙子在用溫州話打電話。我一問，老板告訴我，他是台灣人，而手下的“打工仔”、“打工妹”，全都來自溫州。

　　這家中餐館的招待小姐的溫州話，明顯帶有瑞安口音。瑞安原本是溫州專區的一個縣，如今已經縣改市。瑞安距溫州市約一小時車程。我母親是瑞安人，所以我對瑞安口音非常熟悉。

　　那位招待小姐告訴我，她确實是溫州瑞安人。巴黎的溫州人之中，以瑞安人居多。她因為有親戚在巴黎，“親幫親”，所以從溫州瑞安來到巴黎。她到這里已經七、八年了。她在今年曾經回到溫州，溫州變化之大，令她吃惊，她几乎認不得了！

　　她還告訴我，在“小巴黎”(指巴黎環繞內)的唐人街，那里的中餐館有几十家，几乎家家有溫州人。

　　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是一座五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我步入一家中餐館，就听老板在用溫州話叫喚招待小姐。我明白，這又是一家溫州餐館。

　　這位溫州老板的溫州話也不“正宗”。他告訴我，他是溫州市文成縣人。文成縣在溫州市南面，文成到溫州市的車程，与青田相似。在意大利的溫州人，以文成人居多。

　　這位溫州老板說，四年前，在佛羅倫薩還只有四家中餐館，現在已經發展到七十多家。這些中餐館，差不多都是溫州人開的。意大利的米蘭，比佛羅倫薩大，有一百多万人口，那里的中餐館如今多達四百多家，大部分也都是溫州人開的。

　　他還告訴我，佛羅倫薩附近，有個叫白郎當的小鎮，總共只有一万一千居民，內中七千多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溫州人！所以，在那個小鎮上，溫州話成了“通行語”！

　　他笑著說，溫州人在歐洲開設的中餐館，做的是中國菜，而白郎當鎮上的不少中餐館，做的是道地的溫州菜！這是因為那里的溫州人很多，都希望在餐館里能夠吃到家鄉風味的菜肴。于是，溫州的大黃魚、蝤蛑、花蛤、蜻子之類海鮮，從溫州空運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再用火車轉運到佛羅倫薩。從此，鎮上的溫州人能夠吃到溫州菜。盡管如此，溫州同鄉們還埋怨，運來的溫州海鮮畢竟是冰凍的，味道不及在家鄉吃的溫州菜鮮美！

　　我問，這么多溫州人集中在那個小鎮，做什么生意呢？

　　他說，在意大利的溫州人，除了開餐館之外，主要做兩項生意：一是服裝，二是皮革。在那個小鎮上，溫州人開設了服裝厂和皮革厂。眾多的溫州人在那里生產襯衫，生產皮鞋。

　　生產襯衫之類服裝，對于溫州人來說并不難。本來，服裝就是中國出品的強項。

　　意大利的皮革制品，世界聞名。如今，溫州人居然打進了意大利的皮革市場，這卻很不容易。

　　在溫州的永嘉、平陽、蒼南、文成，我見到諸多皮鞋厂、皮衣厂、皮件厂。近年來，溫州皮鞋的質量有了顯著的提高，中國皮鞋十大名牌之中，溫州占了兩個。溫州皮革業的發展，為溫州人打入意大利皮革市場提供了強大后盾。不過，在意大利，溫州的皮革制品，不打溫州的牌子，而是打意大利的牌子——溫州人与意大利人辦起了合資企業，名正言順地標上了“MADE IN ITALY”！

　　那位溫州老板說，這些溫州人生產的意大利品牌皮革制品，大致上分三類：

　　一類是用意大利皮革為原料，由設在意大利的溫州人工厂加工成皮革制品；

　　另一類是用從溫州運來的皮革為原料，由設在意大利的溫州人工厂加工成皮革制品；

　　第三類則是設在溫州的中意合資工厂生產的皮革制品，直接運到意大利。

　　他笑道：“你在意大利買的皮鞋，說不定就是溫州人生產的！”

　　他又補充說，別以為溫州人生產的意大利品牌皮革制品就不“正宗”。其實，既然用意大利品牌，意大利方面對這些皮革制品，完全是按照意大利皮革制品的質量標准要求的。這就像日本“索尼”電器產品，很多是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生產的；荷蘭“菲利浦”電器產品，很多也并非在荷蘭生產的。

　　在意大利羅馬，我又見到諸多溫州人開設的中國餐館。那里一位溫州老板頗有見地的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說，溫州人進軍歐洲，是從餐館立足，是從餐館打開缺口的：

　　開餐館的投資比起開工厂要小，而且掌握烹飪技術也比較容易。人總是要吃飯的，歐洲流動人口又多，所以開餐館很容易站住腳。餐館里的“端盤子”技術更簡單，溫州的同鄉、親戚，都可以來打工。在餐館工作，吃飯不成問題，而且晚間打地鋪就可以睡覺。另外，餐館人來人往，是個“信息中心”、“交際中心”，很快就能結交一批當地的朋友。這些朋友能夠幫助你在异國他鄉打開局面。

　　溫州人聰明，有很強的市場意識，而且又吃苦耐勞。溫州人的內聚力很強，彼此鄉親幫鄉親，几乎沒有那种“窩里斗”的惡習。你出國了，你幫我出國，我又幫別人出國，所以在歐洲的溫州人逐年猛增。

　　當然，溫州人也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文化水平比較低，來歐洲的差不多都是打工者，几乎不懂外語，都是來到歐洲之后，在跟歐洲人交往中現學的……

　　在從維也納飛回上海的時候，我的前座以及左前座，都傳出溫州話。我跟同鄉們一路交談。他們說，他們這一代吃了沒有文化的苦，但是下一代在歐洲長大，下一代的溫州人會更“厲害”！

　　我從歐洲回到上海之后，又應溫州之邀，前往講座。在溫州，我得知一條有趣的消息：

　　在中國，外幣儲蓄之中，有存美元、日元等，卻沒有直接存意大利里拉的。在意大利的溫州人多達七万。許多溫州人在意大利賺了大批里拉，彙回國內之后，必須換成美元才能存在銀行。在換彙的時候，要損失一筆可觀的錢。于是，在意大利的溫州人，強烈呼吁溫州的銀行開辦意大利里拉儲蓄業務。

　　中國建設銀行溫州分行滿足了意大利的溫州僑胞要求，在全國首創了意大利里拉儲蓄業務。

　　“溫州人現象”引起各方注意。台灣著名節目主持人凌峰拍攝了《溫州人》專題，除了拍攝溫州的溫州人、上海的溫州人、北京的溫州人之外，還專程前往巴黎，拍攝了巴黎的溫州人。

　　“溫州人現象”值得思索。有人說溫州人像吉普賽人，也有人說溫州人像猶太人。其實，溫州人集中了吉普賽人和猶太人的优點：溫州人能夠像吉普賽人那樣能夠适應不同環境，但是不像他們那樣四海漂泊而無成就；溫州人能夠像猶太人那么聰明，但是溫州人有祖國，日益強大的祖國成為海外溫州游子的堅強后盾。

　　歐洲的“溫州人現象”，尤為引人注意。溫州人如今已經像那些上了荷蘭海岸的“螃蟹”，在歐洲安家落戶、生儿育女。溫州人已經成為歐洲的新成員。

　　未來的歐洲，是溫州人生活的“根据地”，奮斗的所在，投資的樂土，走向世界的跳板。